二十三、湖湘学派是个人才群体（8）

据《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记载，游九言对张栻的心性哲学最有心得，“先生始学于宣公，宣公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心为湖湘学派的一个重要范畴，游九言对其亦多有阐发。他说：“盖心者，一身之主也，四肢五官，心之役也。”把心说成是五官四肢的主宰，心的功能在于指挥全身之活动，这种心已不是哲学上思辨的心，相当于人的思维器官，相当于大脑的神经中枢，这是张栻所未说过的，以此论心无疑有它的合理价值。但他把心引申到解释人的心理状态和心性关系时，却把心引到了哲学的思辨。他说：“余闻之，人之一心，明彻精粹，纤翳不留，其好善恶恶，无所为而然者，良心也。及长而交于外物，则诱而昏之，利心一萌，虽为善亦人欲耳。”人是社会的人，人有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所以人要做到“无所为而然者”是根本不可能的，根本不存在隔绝外物而与外物无缘的“良心”。而良心有否，不在于“交于外物”，而在于与世事交往接触中能否自律和自控。但是，游九言认为利即欲从外物诱而生之却有一定道理。人不与社会发生关系，不涉及物质利益的关系，当然不会发生利欲的问题。游九言很赞赏司马迁所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承认自己于仕宦之途，也“不过利微禄耳，奔走于马尘车辙之间”。正是因为如此，湖湘学派的始祖胡宏、代表人物张栻等均以人欲出于性，而不能像程朱一样把人欲排除在性之外，视人欲天理不两立。但湖湘学派认为对人欲的追求不可不加限制，恶是对人欲追求不加遏止的结果，而善正是从遏止人欲中得到体现。在这种说法中，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说性是先验的善，另一方面又认为欲在性中。从性而论，人人都有出现善和恶两种可能，圣贤也不例外，这当然是对儒家性的先天等级结构的否定，也是为他们主敬、存心等修养主张提供理论根据，由强调主敬、存心、求放心，最后掉入了返本良心即“无所为而然者”的唯心主义的泥沼。游九言也是这样，他说：“是以先儒教人寡其物欲，澄其思虑，号为主敬。主敬者，此心常存不驰骛于外是也。虽不驰骛，而防闲抑遏，复不可过，过则心中多事不得其正。”但是，游九言与张栻有所不同，他不仅是把心看作性之用，认为正性必须正心，而且他把心扩大为天命之本即宇宙的本体，其心实际上相当于胡宏的性。游九言反复强调：“夫人之一心，清明完具，无纤毫翳蚀，此天命之本。”所以识心也便是识道，“识心之体，是谓知道”。从心赋有绝对精神的天命之本的含义来看，其说颇接近陆王心说，而与程朱理学显然相异。如果说湖湘学派是正宗的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过渡的桥梁和重要环节，那么游九言的心说体现得尤为明显。

不仅如此，游九言为了构成以心为主宰的天人合一模式，进一步把心释为太极。他为周敦颐的《太极图》作序时说：“周子以无极加太极，何也？方其寂然无思万善未发，是无极也。虽云未发，而此心昭然，灵源不昧，是太极也。欲知太极，先识吾心。”依据理学家的一般看法，未发为性，已发为情，而游九言则认为不管已发未发，“此心昭然，灵源不昧”，因此心可说是无极，也可说是太极，但似乎心更比太极深一层，更接近于无极，所以他说“欲知太极，先识吾心”。本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种宇宙生成模式论，以说明宇宙的生成和万物的化生变化，而游九言把太极图说纳入他的心性哲学范畴，对太极作心性的解释，这也是他不同于老师张栻之处，为朱熹所厚非。朱熹说游九言“强敏可喜，而忮狠之根不除，又计较世俗利害太切切，恐不免上蔡鹦鹉之讥耳”。

总之，游九言虽对心进行了多方的论述，概括起来基本上有三层含义：第一，“四肢五官，心之役也”，心相当于人的思维器官；第二，“无所为而然者，良心也”，心是先天的道德原则；第三，夫人之一心，乃“天命之本”，心既是道，又是太极，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

从总体上看，游九言不意谈理，亦不大谈性，而着意于心，史称他于心学久之有得，这是正确的。游九言是以锐志当世为职，因此论心无非是对人的主体精神作用的特别强调，这是他与正宗理学相离异的突出特点。

游九言有弟子刘宰，为南宋著名学者，是湖湘学派的传人，被全祖望称为“南轩再转”。

游九功，号受斋，字勉之，又字禹成，游九言之弟。以荫补官，累迁咸宁令，充荆鄂宣抚司。嘉定年间，游九功知金州，抗金有功，除湖北运判兼知鄂州，入为兵部郎。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因他上疏直言弹劾奸贪，又言边关夫役之弊，为朝廷所纳，故加兼枢密副都丞。后知庆元府，由于为官廉洁，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年八十一卒，谥文清，或庄简。著《受斋集》，但书已遗佚不存，故无可考。

游九功与游九言，既是兄弟又为各自师友，情谊甚笃。同受业于张栻门下。《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说：“默斋兄弟，并为张栻湖湘高弟。”游九功与其兄九言“自为师友，讲明理学”。关于他的学术思想材料，由于其著作不存，所以材料极少。但从《宋元学案》和《建阳县志》所遗存的材料可以看出，游九功一生主要是从事政治活动。他在家十五年，讲明理学，从事学术活动。《建阳县志》说：“讲明理学，里居十五年，称为海内耆英，平生真体实践，一出于诚意，故及门之士皆心服之称。”游九功虽学术著作不存，但他同兄九言一样，锐志当世，其政治活动方面还保留了一些材料。

首先，在金国南侵的问题上，游九功是主战派，而且熟谙军事。嘉定中，北伐失利，他这时知金州，金州地处战事前沿，由于主和派的影响，整个金州根本无防备，没有城墙固守。游九功为抗击金的侵略，修筑金州城墙，“以便将兵备御，卒以收复邻疆”。北伐虽败，但游九功却在金州取得了抗金的胜利，因而升迁为兵部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抗金的战争中，游九功主张“首言守边必先结人心”，他向宁宗奏曰：“征役无己，以资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将帅朘削，功赏不以时下而军心失；倚重谀妄，讳疾忌医而士大夫之心失。”这就是说，抗金守边，必须人心一致，军心、民心、将心、兵心必须结成一体，同仇敌忾，才能制敌。从另一方面说，他认为宋军之败就在于不结人心。因此，他要求改革不利于团结人心的一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弊端。

其次，从抗金大局出发，游九功对南宋朝廷苟且偷安而奸贪横行的腐败现状甚为不满，屡上疏直谏。《宋元学案》说他“论奸贪多佚罚，诸贤或号召未至，又论沿边夫役之弊”。游九功作为一个儒臣，真体实践，史称他“清慎廉恪”，而“以循吏称”。虽然其志也在效忠朝廷，忠于宋王朝，但他看到了时政的弊端，力求改革并身体力行，这比“直把杭州作汴州”、沉缅于歌舞升平的朝臣，自然高出许多。忧国忧民和以匡济时艰为志的湖湘学派的传统，在游九功身上同样体现得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