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人性与教育

人性与教育的关系，如同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一样，也是张栻人性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天命之性主要说明人的本性来源于天命，那么气禀之性主要说明天命之性如何体现为个体的人的本性，形成人的具体品质，而人性与教育的关系则着重回答了道德教育在人的品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张栻人性哲学的逻辑体系，一环紧扣一环，环环递进，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的一切哲学思辨，最后都落实到了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都为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人性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老问题。自孟子始，几乎所有的儒家学者，都认为道德品质是人性中具有的善端扩充和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天赋道德原则的表现，所以他们主张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都是为了恢复原来人的所谓本性。张栻虽然也认为道德品质与先天人性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然而他没有把人性与道德品质看作一回事，并以此为据提出了道德教育必要性问题。他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明确地说：“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学为先务。”他所说的“常性不自达，为政治国须以教学为先务”，无异是说道德品质不能由人性中自然而然生成。不管张栻的主观动机如何，他的这段话客观上承认了道德品质要靠后天的培养。正因如此，张栻的性善论不是引导人们欣赏和自我满足所谓先天的善性，等待性善的发现，恰恰相反，张栻从论证人性不等于人的品质出发，引导人们注意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尤其提倡自己刻苦的学习和艰苦的磨炼。“性善之名独归于人”，其原因不在人与万物在性上有何区别，而在于人“修道立教”。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其原因同样也不在性上，而在于“学不厌，教不倦”。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人没有教育的熏陶，那就无异于枯槁之木，而所谓遏人欲，勿使情乱，都会落空，更不要说做圣人了。由此可见，张栻的人性论是要人们从过去对性善的盲从中认识到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要相信道德自发论。正是在这点上，张栻的人性哲学表现了理性主义的倾向。

张栻始终把道德品质形成的过程看作是道德教育施行的过程。对于这二者的联系，他做了多方论证，这集中体现在他写的学记中。学记提出了道德教育中的一系列问题，举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道德教育施行的过程也就是向人们灌输儒家伦理思想的过程。他认为当时教化不彰，争功逐利，就在于没有儒家思想做指导，对此他十分忧虑，说：“今日大患，是不悦儒学，争驰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严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为迂阔迟钝之说。……上聪明，所恨无人朝夕讲道至理，以开广圣心，此实今日兴衰之本也。”

第二，提出要把道德教育作为立书院、办学校的根本宗旨。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时便明确宣布：“岂将使子群居族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当然作为成就人才，“传道”是十分必要的，但为此连“习为言语文词之工”也不要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良好的道德与一定的文化素养是有联系的。文明与道德相随，愚昧与丑恶相伴，自古已然，德育和智育都是必要的。张栻虽然忽视了两者的内在联系，但他把“成就人才”与“传斯道而济斯民”联系起来，反映了道德教育的强烈现实政治目的。

第三，“传斯道”指的是要使学生掌握封建孝悌之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后知先王所以建庠序之意，以教之孝悌为先也。申云者，朝夕讲明之云耳。盖孝悌者，天下之顺德，人而兴于孝悌，则万善类长，人道之所由立也。”通过教育，使君子“自得其良心”，小人“亦知畏义而远罪”，道德自可发挥它的功能作用，达到传道济民的目的，这也是封建道德职能得以发挥的实际途径。不仅如此，张栻提出了道德教育中许多具体的原则和方法，如“学贵利行”的知行结合的原则，“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的循序渐进的方法等，都是道德教育中有价值的思想。对道德品质结构中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这五个要素的培养，几乎都包括在张栻的道德教育中，特别是对道德认识和道德意志论述尤为详尽。

张栻认为要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培养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认识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不知言则诐淫邪遁足以乱矣”，在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不知言”有关。张栻释“知言”为“知道”，故不知言即是没有正确的道德认识。何谓诐淫邪遁？张栻解释说：“夫其所为诐者以其有所蔽而不通也，其所以为淫者以其有所陷溺而荡也，邪者以其支离而偏也，遁者以其有所穷而展转他出也。”以此与不知言联系起来，显而易见“不知言则诐淫邪遁足以乱矣”即是指人们在道德行为选择中没有自知、自择的能力，会陷入异端之失，离开了封建道德要求的轨道。相反，他认为当人知言时，其情形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所以知其然者，以吾不蔽、不陷、不离、不穷故也”，即人们遇到了道德冲突、面临善和恶两种行为可能的选择。只有对封建道德有深刻的认识，才能保证自觉地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选择自己的行为，才能排除在践行封建道德时的一切阻力。我们抛开知言具有特定的内容不论，但以道德品质培养必须以提高道德认识为前提，道德行为必须以道德认识作指导，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张栻很注意道德意志的磨炼和培养，在一定意义上说，张栻注意到了教育过程的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的联系与统一。不管教育如何得法，如果不经过受教育者自己主观的努力，封建道德自然不能形成情感，化为内心信念，变为道德习惯，在所有这一切中，道德意志对其他品质要素的形成起着支撑的作用。所以张栻认为在道德修养中最为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坚韧不拔和矢志不移的精神。他说：“以古之明君惧一暴十寒之为害也，则博求贤才，置诸左右，朝夕相处，而远佞人，所以养德也。岂独人君为然，一暴十寒之病为士者，其可一日而不念乎！然其要则在于专心致志而已。专心致志，学之大方，居敬之道也。”在人的主观努力中，张栻很重视立志，并对其老师胡宏之立身行道深表敬意。胡宏所主张的“临大节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赞时，有事业足以拨动，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张栻深受其影响。他年少立志，并写《希颜录》呈送胡宏批阅，得胡宏嘉许，“见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张栻为了立志，专门写了《主一箴》《艮斋铭》等一类的座右铭。“艮斋”本为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在《易经》中，艮为止，止其所也，其意是知止为始，得其所为终，而知止则有道矣。张栻以此作铭，表示他研究学问，志在闻道。他认为若是人人能立志则天理自著，人伦自明。他说：“今之学者苟能立志尚友，讲论问辩，而于人伦之际审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夺，则良心可识而天理自著。”当然这主要是从道德修养上说的，然而道德修养作为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无疑也归属于道德教育系统，这不仅不与道德教育相矛盾，反而恰恰是道德教育所要求做到的。强调道德教育的作用，强调修养的自我教育方式，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人的主动精神的发挥是品质形成的关键。如果说人性也是人的品质形成的重要条件，那么在张栻看来，二者比较起来显然人的主动精神居第一位，而潜在人性并不能决定道德品质最终形成，所以它是第二位的。张栻的人性哲学虽然在总体上还是属理学体系，但他毕竟从正统理学观念中迈开了新的探索步伐。在张栻整个人性哲学中，他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