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栻的仕途经济（1）

张栻不仅是个思想家，而且是政治上的干国良臣，其官场生涯虽比学术生涯短，然而政绩亦著。张栻居官十余载，大半时间在地方州府任上，先后知严州、袁州、静江、江陵诸州府。张栻最初以父荫补右承务郎，于绍兴三十二年正式步入仕途。张栻志在报国，第一次奉召与宣抚判官陈俊卿赴行在，便以发愤图强恢复中原上奏孝宗。《行状》说：“栻赴行在公进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悯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闻此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诚愿益加省察。”把抗金主战提到“天理之所存”的高度，这是视反对金国氏族贵族的侵略战争为神圣的事业，其顺乎人心，符合天意，自不待言，与此相违背则是反天理，似此论和战问题当时实不多见。隆兴元年，父亲张浚出督，奏请张栻充机宜，以军事入见皇帝，孝宗颇异其才，乃授张栻以直秘官。《宋史·赵方传》说：张栻“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不仅如此，其他将帅问张栻之兵事者也常有之，湖南安抚使刘拱曾向张栻“访问筹策，卒用以破贼”，平定了柳州李金的叛乱，从而为刘拱所推尊。刘拱于乾道新三月举荐于朝廷，授抚州府又任严州知府。张栻虽初任州府，但对国事久有谋虑，奏言皇上说：“先王所以建事立功无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诚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与之无间也。今规画虽劳，而事功不立，陛下诚深察之……亦有私意之发以害吾之诚者乎！”张栻虽为朝臣，但他并不粉饰太平，对上歌功颂德，对己自谈自唱、自足自乐，却似司马迁、白居易，“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他所看到的是“危机”“失败”“困境”，像“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屡以危言规劝皇帝，希冀重整山河，奋起中华。虽然张栻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是种幻想，最多也只是一种理想，然而这种杜鹃啼血之声正是受苦受难人民的呼喊，正是国家和民族危机意识的反映，儒家传统的忧患意识在张栻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张栻在朝不到一年，曾被皇帝召见六七次，向上所言者大都痛陈国失，只要有机会便要报国忧。乾道七年二月，朝廷大开经筵，以张栻为讲官，专为孝宗讲解《诗经》。当讲解《葛覃》一篇时，他联想起民间疾苦和中原人民遭受金兵蹂躏的惨状，情不自禁，改容敛衣，向孝宗皇帝大胆直言说：“治常生于敬畏，乱常起于骄傲，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纴之事，则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俭如此，而其后世犹有以休蚕织而为厉阶者，兴亡之效于此见矣。”皇帝虽然听惯了颂德歌功之辞，但有时慑于时局之危，也不得不听另一种危言之声，不得不做些姿态，对张栻的直言表示嘉叹，因而赐对，谕授张栻为讲官。不仅如此，孝宗还采纳了张栻的某些主张。如朝廷任命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平均输税，实为巧取豪夺。对此，张栻进言孝宗。孝宗对张栻说：“正志以为今但取之诸郡，非取之于民，何伤？”张栻回答说：“今日州郡财赋大抵劫掠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阙，则不过巧为名色而取之于民耳！”孝宗感慨系之，对张栻说：“论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于是孝宗下诏废除均输法。

张栻虽然在朝居官时间不长，但他感受的是危机与困惑，皇帝尚且安于现状，更不说皇帝属下的群臣了。最使张栻担忧的是，朝廷不能举贤任能，相反的却是奸臣佞妄当道，他为此常犯颜弹劾。乾道七年三月，诏原知阁门事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张说之妻为高宗皇后之妹，张说以此裙带关系得以擢拜枢府。张栻得知此事，连夜草疏皇帝，极谏其不可，并亲自诣朝责问宰相虞允文：“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其后，张栻又向孝宗启奏：“文武之势，诚不可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两柄，而所用乃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虽然他的痛陈未纳，但却针砭了朝政之昏暗，同时也招致了宰辅与群臣的反对，“于是宰相益惮之，而近习尤不悦，退而家居”。虽然如此，但他匡扶社稷的精神却长留汗青，史称：“先生为人坦荡，明白表理……笃其乐于闻道而勇于徙义，则又奋励明决，无毫发滞吝意。”

南宋朝廷始终处于动乱不安的状态，当时最危急的是金人入侵的外患，女真氏族贵族对宋发起的掠夺性战争使中原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社会经济也遭到了极大破坏。南宋朝廷步步退让，屈膝求和，而金国却步步紧逼。因此，战与和实际上成为决定南宋朝廷安危的关键，成为被战争蹂躏的人民最关切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张栻满腹忧患，不仅奔走呼号，屡屡上表疏论，要求最高统治者决心抗战，还参与军戎，参赞军务。筹划北伐，便成为他仕途生涯的重要内容。隆兴元年正月，其父张浚为枢密使，于建康开府治戎，准备兴师北伐，收复中原。此时年仅三十岁的张栻被挑选入幕府，参与军政要务。五月，张浚率师北伐，首奏凯歌，攻下灵璧、虹县二城。只因部将邵宏渊与李显忠不和而内耗，复致符离之败。在此军情危急之时，张栻随父坚守盱眙，并北渡淮河进入泗州前线，稳定了军心与民心，表现出张栻的忠和勇。

由于有符离之战败，孝宗遭到主和派的包围，这对于本来抗战决心就不大的孝宗皇帝来说正是排斥抗战派的最好时机，于是起用秦桧死党汤思退为右相，又派卖国的卢仲贤出使金营议和。张浚父子在前线闻此消息，心急如焚。张栻奉父命急赴行在，入见孝宗，冒斧钺之诛，慷慨陈辞，极言和议之非，奏劾卢仲贤辱国无状，擅许四州，罪当严惩。“仲贤不可不其罪，朝廷与为表里不可不察”，孝宗无奈只好下诏，将卢仲贤交付大理寺论罪，夺三官。

孝宗作为最高统治者集权柄于一身，他的动摇对主战派的打击是致命的，张浚父子虽如子规啼血，但东风唤不回，这是封建专制统治下爱国赤子的悲剧。隆兴二年四月，在奸相汤思退一伙投降派的排挤打击下，张浚再次被谗去位，张栻随父罢归。朝廷停战罢兵，割地求和，签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张浚被罢相后不久，饮恨逝世于江西余干。国难未除，父亲又丧，国恨家伤交织一起，张栻心中无限悲愤，偕同弟张杓护送父亲灵柩归葬湖南宁乡。丧事料毕，连夜草疏上奏，痛陈国失之原因乃在朝廷主战不定，一腔爱国热忱溢于言表。奏疏说：“吾与金虏不同天日者，虽尝诏以缟素出师，而玉帛之使未尝不蹑其后，是以和战之念杂于胸中，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为了打消孝宗苟安求和的怯懦心理，张栻进而规劝说：“今虽悉为群邪所误，以至于此，然能以是为鉴而深察之，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是乃所以为破虏之一奇也。”并且满怀激情地对孝宗说：“破虏之后，益坚此心，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成哉！”然而张栻等的悲剧源自把和议投降派的首领孝宗当作主战英雄供奉，因而他们的慷慨陈辞均无效用，他们的救国理想终成泡影。张栻这番救国的宏论疏入不报，壮志未酬，张栻只得落职屏居旧庐。接着家事多乖，淳熙六年，长子没江陵府署，张栻家居三年，不闻国论，然而国势之危无法使他安静，虽不在位，仍蚤夜孜孜，“反身、修德、爱民、讨军，以俟国家扶义正名之举，尤极恳至”。孝宗得闻，“益知公可用，尝赐手书，褒其忠实，盖将复大用之”。但张栻已卧床不起，不能效命了。这大概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常见现象，忠臣良将生前不得重用，甚至遭排斥打击，死后朝廷却要来一番褒奖的旌表。封建朝廷这番姿态并不是重用和爱惜人才，而是一种笼络人心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