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栻的生平（2）

综观张栻幼承家学，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在学术思想方面，从小就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特别是“易学”对其影响尤深。张浚对《易》颇有研究，曾得蓬州老儒严赓的推许，二人因对《易》的言投意合而结忘年之交。张栻十三岁其父专门以《易》加以教导。张栻为此深攻《易》，并著《南轩易说》，这显然是受了家学的影响。

其二，张浚在修德立政方面也给了张栻以深刻的影响。首先，张浚虽位极人臣，官至一朝宰相，但居官廉洁，两袖清风。据《鹤林玉露》记载，绍兴七年十月，因权奸排挤，张浚落职离朝，正当携箱离京时，投降派向高宗诬告张浚箱中藏有自谋独霸西蜀的文书信件。高宗派人搜查，竟发现其随身之物尽是经书典籍和诸子百家之类，除此之外，只是陈旧破敝的葛裘布衾。高宗闻此感叹说：“张浚一贫如此哉！”为此赐张浚三百金。这种为官廉洁的作风，对张栻的影响很大。张栻自幼以孔门高徒颜回自期，以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职志，为此作《希颜录》上下篇，以期做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颜子式圣人。他一生克己奉公，洁身自好，这是与家学的熏陶分不开的。其次，在为官当政必须选贤与能方面，张栻受其父的影响更是明显。张浚执掌朝政时，曾明确提出“治道之本莫大乎辨君子小人之分”。尤其难得的是，他对君子与小人的含义做了前人所不及的界定。他说：“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接着把“君子”与“小人”做了详细的质的区别。何谓君子？“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为心，此君子也。”何谓小人？“谋身之计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顾焉，此小人也。”张栻始终抓住了公与私的问题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根据。他又说“志在于为道，不求名而名自归之，此君子也”，而小人则与此相反，“志在于为利，掠虚美，邀浮誉，此小人也”。不仅如此，他认为君子与小人在作风和气质方面也有严格的区别，指出：“其言之刚正不挠，无所阿徇，此君子也；辞气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于眉目颜色之间，此小人也。”还说：“乐道人之善，恶称人之恶，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过，则欣喜自得如获至宝，旁引曲偕，必欲开陈于人主之前，此小人也。”另外，他还指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难进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禄，蔑无廉耻，此小人也”。张浚从以上五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并以此躬行实践，史称为亲君子、远小人的贤相。张栻秉承父教，一生以亲君子、远小人为治道之本，并以此屡言劝说孝宗，尤为感人的是，当他“病亟且死，犹手疏劝上以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图，若眷眷不能忘者。写毕，缄付府僚使驿上，而顷乃绝”。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张栻深受父亲张浚抗金思想影响。张浚一生志在恢复中原，虽遭高宗及权奸打击，但矢志不移，他对儿子也时刻不忘对此的教导。张浚临终时，把张栻、张杓叫到病榻前，别无吩咐，唯独嘱托说：“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归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张栻牢记父训，从幼年起随父参与军机，一生反对和议，始终“与金虏不同天日”。

综上所述，正如杨万里上皇帝疏所说：“臣窃见左司郎中张栻有文武之才，有经济之学，盖其父教养成就之三十年，以为陛下之用，陛下知之亦十年矣。”张栻受家学的教育和培养，这是时人所共认的。

在张栻一生中，除了家学的影响，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对他的影响也是极为重要的。绍兴三十一年，张栻二十八岁，他奉父亲之命，往衡山拜胡宏为师，请教河南二程之学。

胡宏，字仁仲，号五峰，学者称五峰先生，福建崇安人。胡宏是著名理学家，《宋元学案》说：“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又说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胡宏是理学阵营中颇有影响的湖湘学派的奠基人。张栻曾评价胡宏：“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胡宏为人具有强烈的匡世扶艰的精神，以荫补承务郎，因与秦桧政见不和，不愿与秦同流合污，故不调；秦桧死后被召，只因朝廷腐败，又托疾不赴，优游衡山二十余年，潜心问学，一身骨气，被称为“凛风大雪中昂然挺立的雪松”。胡宏收张栻为徒，虽然是经反复考虑才做出的决定，但了解张栻之后，极为器爱，“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旨告之”，并谆谆告诫说：“为学是终身事，天地日月长久。断之以勇猛精进，持之以渐渍熏陶，陟遐自迩，故能有常而日新。”张栻得名师指点，学问大进，便把立志之作《希颜录》呈献老师指正。如前所述，《希颜录》是张栻二十九岁时受家学影响所作。他以颜子自期，立志做一个圣人，因此广泛搜集《论语》《孟子》《易》《中庸》诸书所记颜子言行，旁采王肃《家语》、扬雄《法言》及其他有关颜子的记载，写成《希颜录》上下篇，早晚诵览，每日三省。胡宏对《希颜录》细抠审读，加以批改，一方面称赞张栻“稽考之勤”，另一方面指出“先贤之语，取舍大是难事”，勉其精益求精。胡宏对张栻的好学极加赞赏，并说“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栻的学术深得胡宏的教诲，而胡宏的理学思想有赖于张栻的继承和发扬。湖湘学派开创于胡宏，确立湖湘学派并被称为“湖湘学最盛”的则是张栻。师生二人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

张栻从胡宏学后，他四方交友，奔走讲学，与朱熹、吕祖谦、杨万里、张孝祥、陆游、辛弃疾等讲学为友，深思明辨，精益求精；并与胡安国之后裔胡本原、胡实、胡大原以及吴祖笠、吴祖俭、彪居正等人往来密切，互相释难析疑。张栻先后在宁乡城南书院、衡山南轩书院、善化岳麓书院、湘潭碧泉书院等处聚徒讲学。特别是主教岳麓书院期间，张栻于教育贡献极大，为岳麓书院近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张栻在此广收生徒，传授湖湘之学，拓展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声名极一时之甚。张栻融家学与胡宏之湖湘学于一体，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张栻一生勤学，著述宏富，有《南轩易说》十一卷、《书说》、《论语解》十一卷、《孟子详说》十七卷、《癸巳孟子说》七卷、《经世纪年》二卷、《通鉴笃论》四卷、《诸葛武侯传》一卷、《奏议》十卷、《希颜录》一卷、《伊川粹言》二卷、《洙泗言仁》《太极释义》等。张栻逝世以后，朱熹编《南轩文集》四十四卷、无名氏编《南轩先生回答》四卷、蒋迈编《南轩语录》十一卷，并行于世。张栻正当年而谢世，然而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及给后人的思想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近千年湖湘文化的发展影响尤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