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背影，远去的背影（3）

24日，按此方案，水源同志沿途考察了万家村和马坪村六组。途中，乡上汇报了一件事：古路村一组教学点被村民常朝亮借故占住，加之今年村民受灾，学生没交上半年的四百八十元书学费，在此代课的马坪村六组向成军老师上学期的二百六十元工资也未领到，学校至今没有开学。中午，一到古路村一组，水源同志立即查看了被占的学校，要求同行的县长李东和责令常朝亮立即搬出。水源同志并答应解决学生所欠书学费和教师工资，要求尽快组织恢复教学。

接着，水源同志查看了两家特困户的情况。组长留他吃午饭，当看见有人捉起一只鸡准备宰杀时，水源同志十分生气：“你们要杀鸡，我就马上走，你们连吃饭都困难，我们怎么能吃鸡？”热情的彝族同胞，只好煮出一盆白水挂面，他才端起了碗。

调查完古路村一组，已是中午时分，按原计划本该下山出沟，但水源同志态度坚决，改变计划，翻过道道山脊到古路村二组去。县乡领导又劝道：“到了二组就不能返回了，而只能再到三组，从高岩下到癞子坪，再下悬崖到公路，太危险了。”水源同志说：“险就险，走！”

在古路村二组，水源同志听取了村干部的汇报：全村今年旱灾严重，粮食大幅度减产，数十户彝胞缺粮。然后，继续前进。在村干部用绳索帮助下，他从几百米高的岩壁上，连下了七八道钢架天梯。

到达癞子坪时，去年曾护送水源同志上下悬崖的年轻村民兰绍林闻讯来到路边，感动不已：“杨书记，你又来了？”水源同志答道：“听说今年受灾了，我又来看看。小兰，对不起啊，这次没带什么东西来。”兰绍林说：“你为我们老百姓，吃了这么多的苦，我们才对不起你呢。今年天旱得很，我家五口人只收了一百五十斤苞谷，但我们要多想办法，克服困难。”

心相印，情相依。眼看天快黑了，小兰小心翼翼地把水源同志护送下悬崖。刚到公路上，旁边的铁路隧洞口传来一阵火车的汽笛声，恰似依依不舍的道别……

报纸上的古路行已到终点，但是古路之路——真正可以叫路的路，这时还没有上路。

细心的读者看得出来，去古路，这不是杨水源的第一次。前文略过的部分里，王泽林曾提到，头一年的12月7日，杨水源从一线天爬天梯来到癞子坪，逐一走访了全组六户彝族同胞。之所以后来这一次更多地被人提起，是因为去一组流星岩、二组渊曲、三组咕噜岩，水源同志走的路更远，花的时间更长，冒的风险更大，和他有过交流的群众更多。对杨水源来说，两次古路行却是一样的刻骨铭心，初访归来，心绪难平的他连夜写下一则日记。

关心古路村的今天的人们，一定也关心古路村的过去。为此，我找到了杨水源亲笔记录的这一段属于他也属于古路村的，也许不能叫作历史的历史：

6日晚，在住地商议明天到癞子坪的措施。不管县上领导怎么劝阻，明天上癞子坪的决心坚定不移、风雨不改。1986年我调来雅安，第一次到汉源，县上汇报情况时我问全县最困难、最贫穷、最难去的生产队在哪里时，县上讲到了癞子坪。当时我就提出要去看看，他们都说万万不行。此后每次到汉源县，我都提及要去那里看看，但都被县上同志以非常坚决的态度、非常不可思议的理由阻拦了。

7日上午八点出发。和县上同志加我们地区来的向华全、毛瑞琪、屈坤强等，雄赳赳地去古路村癞子坪生产队下的“一线天”。名不虚传，这里确实是悬崖峭壁。经过几处险崖地段，攀过三处铁梯，到最险地段时，当向导的当地彝族同胞先爬上去把绳索套在树上放下来拴在我们的腰上以作保险。后又爬过一段高坡才到达癞子坪。我心想：久违了，说了七年才来到这里。

到后即开始在已收割的苞谷地里开座谈会。因为凳子太少，只好一部分坐石头，一部分人坐地里的苞谷秆，有的坐地下。从座谈中了解到，这个队共有六户人家十五口人，其中六十岁以上五人，最大年龄者七十五岁，最小年龄者四岁。六户人家全是彝族，全队人均收入一百六十七元，人均有粮三百八十三斤。队长兰明福，男，六十七岁，1965年入党，党龄二十七年。已十年未参加组织生活，十多年未交过党费，四年多未到乡上开过会。当队长十多年未领过一分钱报酬。他对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感情非常深厚，发言时讲得热泪盈眶。

座谈后到六户家庭逐户看望，六户人家的房屋都非常破烂，家中看不到报纸、书刊，更看不到电灯、电视。有一户只有一个人，即兰明友，男，五十七岁。家里没有床、被、衣服，晚上就蹲在火塘边过夜。他的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经估算他的全部家产最多值五十四元。

快到中午时，遇到了难题：乡上、村上留我们一行在队里吃午饭，我当即表态，这怎么行？这么困难的队，我们不愿意在这里吃，不忍心在这里吃。县长李东和、县委副书记曹正甫也帮着乡、村的同志挽留我们，并一再说明，杀的羊子和鸡、吃的苞谷都是乡上从山下背上来的，不是队里请我们，而是我们和全队群众一起共进午餐，这也是全体村民的心愿。

饭前按照彝家风俗，由同去的彝家头人敬羊膀、鸡头，喝杆杆酒。队长致祝酒辞说：各位长官剽这命来看望我们悬崖上的彝家，我们不忘共产党、毛主席。队长两句祝酒辞讲得我们一行人心里激动、难受。我们内疚，我们要扪心自问：有这么困难的生产队，我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今天不是我们去教育群众，而是群众在教育我们。

午饭后已是两点过，彝族青年兰绍林作为全生产队代表送我们下山，在悬崖最险的几处，他在我们身前身后不断地攀登跳跃，保护我们的安全。

多年以后，兰绍林对我说，在一线天，他记不清送走了多少个背影。几乎每次，他的目光最初是和那些背影粘连在一起的，就像从中掰断的一节藕，中间有细密的丝线连着。可丝线牵得再长最终也要断掉，他的目光同样禁不起那些身影的渐行渐远。他也不清楚他情不自禁追出去又无一例外弹回来的目光到底是要追逐什么抓住什么，又也许他本来心里也是清楚的，自己只是不敢确认、不敢放纵自己的想法而已。贫穷未必限制得了想象，但是贫穷，的确是毫不费力地使兰绍林的内心陷入了更深的贫穷。所以，当杨水源乘坐的汽车在一个弯道上消失，他在心里刚刚说了句“杨书记，不要忘了我们的路”，立刻就像生出了行窃的妄念般，羞耻地收了回来。

是啊，他想一条路，古路村的人，谁又不是做梦都在想着一条路。但那是随便可以想的吗？如果是，癞蛤蟆吃天鹅肉早就吃得打饱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