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路人都是呷哈家的（2）

连天战火漫卷到明清时期，不仅没有式微的迹象，反而因权力争夺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势不两立愈加炽烈。汉源人黄洪安编著的《汉源县军事志》载，1589—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发生在汉源的主要战事有九次，其中三次直接或间接与咕噜岩有所关涉，实录于下：

兴兵攻城夺印事件

明万历十七年，第八代安抚司马祥死后，无子承袭，马妻瞿氏遂掌司印。瞿受通把朱九洲等人怂恿，将本族弟子瞿一枝安插司内视事，欲“以瞿易马”，取安抚司职而代之。马祥族侄马应龙眼看土司职权旁落他人，马氏宗祠顿改异姓，遂赴成都抚院陈情。抚院“坐视不理，任其拘衅成仇”。马应龙久盼无望，便率下七枝彝人攻打清溪城，欲以武力夺取印信。瞿氏调动上七枝彝人反击马应龙。几经争夺，夺印事件成了拉锯战。直至农事荒废，明朝廷这才下令作壁上观的汉族七姓首领援马反瞿。眼见两败俱伤，下七枝彝人请愿“改土归流”。万历二十五年，朝廷降旨：追回黎州安抚司印信，遣瞿氏于荥经黑马溪，划上七枝彝人归大渡河千户所，降黎州安抚司为土千户，由马应龙嗣位。历时八年的“兴兵攻城夺印”事件至此方告结束。

宰骡河事件

明万历四十一年秋四川都督刘铤率兵征剿大渡河南岸少数民族，同参政王之机等分兵数路，刘自己住黎州居中节制。数月之间，经过大小五十余战，将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桐槽、洗马姑、沈渣、阿都、厦卜等村寨焚毁，屠杀各族民众三千三百余人。刘铤入黎之初，“知夷性嗜酒，酿于近夷诸市，不取值，夷次传语，以期至，掩而擒之。夷势渐衰，遂破之……”黎州地方官将刘铤这一诱杀行为誉为“因时策变，计出万全”，是“继丞相之天威，扫南人之复尔”，“与武侯异事而同功”，为其三修“刘将军庙”，撰文赞颂，勒石以记。

杨芳平“叛”

清道光十二年冬月，白岩河万民安等人房屋起火，认为是彝人衣基麻寿纵火，将其捉拿送官。县令郑金榜不问青红皂白，严刑责罚，致其死于杖下。其子沙哈则求诸土司头人，松坪土千户马林和族弟马龙同黎州副土百户罗木则等因与官府早有过节儿，密谋发难，歃血为盟。县衙虽早得到消息，因认定水桶沟人马龙“水桶中龙，成不了气候”，大意轻敌，未加防备。年末，彝民从皇木、马烈冲杀下来，一路纵火烧房，驱赶汉人。大渡河南岸彝人闻风响应，富林、万工、片马、桂贤、麻家山一带烟火冲天，昼夜不灭。大树堡汉民黄大五以雄健勇为著称，此时也以一身反骨，与两土司遥相呼应。清溪县署一筹莫展，频频以“番猓俱反”，向上请兵告急。

四川提督桂涵、布政使花杰昼夜兼程，弹压清溪。孰料先是守备杨彪殒命，后是桂涵战死鬼皮罗。眼见情势危急，次年二月，清廷从甘肃调果勇侯杨芳紧急驰援，先是攻取沙坪彝堡，杀彝民三百余人，继而攻打水桶沟，击杀彝民二百余人。北岸略平，杨芳纵兵大渡河，分化附从马氏的曲曲鸟诸部，促使反戈。内外夹击下，黄大五寡不敌众，落入敌手。马龙折兵损将，潜奔邛部，次月被岭土司擒获。

四月初，马林、马龙、黄木则、黄大五等人犯被押解成都，凌迟处死，黎州土司马奇英因在事件中明观望暗附和，被发配至新疆充军，三土司所辖彝民，俱令“改土归流”，“猓夷改装者，他徙者，县境内无复夷匪踪迹”。

《宰骡河事件》结尾处，《汉源县志》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对战争机器的控诉和对“猓夷”的同情：“是役官军征黎者，号称‘万兵三帅’，如驱虎狼于羊群，凡彝寨堡子，经兵之道尸体横陈，狼烟遍野，各处犬食人肉，目不忍睹，后于汉源五谷寺挖万人坑，收埋尸骸。至夏，粮价陡涨，斗米千钱，穷人惟以糠菜度日。”

战火终归是点燃了，一次连着一次。前有古人“兴兵夺城”，后有来者如杨芳平“叛”，即使极力为之、力不从心的呷哈，最终没有守住安居乐业的夙心往志。史料记载，嘉庆十九年和道光十三年，汉源县境内彝民在统治者残杀下人口大减，刀下留命者，多数改名换姓。岩窝沟以东的呷哈支彝民被官府改为象征太平盛世的十二个字的汉姓：边疆永靖、共乐升平、联茂安康。

呷哈是不是在某一次兵荒马乱之时，借着硝烟与夜幕的掩护，扶老携幼去了咕噜岩，留下一段不是传说的传奇？这样的揣度不能说一点都不靠谱。尽管历史从来不是靠推理和想象可以复位，结合《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的记载，从故纸堆中钻出来的我们，依然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一、“山下很广大的地区以前居住着大量彝人”，骆国龙所言非虚；

二、来到咕噜岩以前，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古路人的生活并不太平；

三、如今的古路彝人姓氏为清廷所“赐”。进一步说，不管今天有多少枝叶开散，古路人的根，都是那个叫呷哈的人的血脉延伸。至于“疆”成了“姜”，“乐”写作“骆”，“靖”读成“庆”，我想这并非笔或耳朵的误会，而是皇家意志同百家姓的对话与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