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包钢建设（1）

苏晓明 苏小河 云世英

1953年开始的包钢建设，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抗美援朝胜利后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包钢的建设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巨大支持。

敖包迁址

包钢是在完全没有一点工业基础的条件下建设的。之所以建这座塞外钢城，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包头的北部有座宝山——白云鄂博。1954年6月，中央财委批准包钢厂址勘测报告。根据史料，包头地区曾是一片荒凉，这儿根本没有工业，基本的农机具也要到外省市购买。当时在昆都仑河两岸进行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勘探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大部分是在荒野上临时支起帐篷，席棚居住，也有的租住在当地农民的凉房或磨坊。他们风餐露宿，对北起阴山脚下、南到黄河岸边、东起包头旧城、西至哈德门沟的几百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水文地质普查。其间，先后有200多人的勘探队伍和苏联专家对白云鄂博铁矿进行了地质勘探，探明那儿蕴含了丰富的铁矿石和稀土矿。

1953年初，时任包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苏谦益带领专家组开始包钢的选址工作。他们顶着凛冽的寒风，一路从武川、百灵庙到达白云鄂博。这些地区正是苏谦益曾经领导大青山游击队与敌人殊死战斗过的地方。如今一座草原钢城将崛起于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内蒙古高原，相信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也会含笑九泉了。

考察后，包头被认为是个理想之选。它的地理位置很优越，北挨白云鄂博，有丰富的铁矿石和煤炭，南临黄河，有丰富的水资源，西靠“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河套产粮区，东有京包铁路和富饶的土默川平原。

然而，白云鄂博不是座普通的山，山上有蒙古族的“敖包”。“敖包”是蒙古族祭祀的地方。挖祭祀的“敖包”是蒙古族最忌讳的事情，会受到整个民族的反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曾多次派人考察白云鄂博的矿产资源，正是由于受到蒙古族僧侣和牧民的强烈反对及抗争才作罢。从这一点看，在保卫祖国资源上，蒙古族同胞是立了大功劳的。

开发白云鄂博铁矿，虽然是建设自己家园的需要，但出于对民族的尊重理解的原则，苏谦益明白，必须谨慎行事，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决不能简单地下令迁敖包。于是，他协同自治区领导乌兰夫同志，多次深入牧区，召集僧侣和牧民代表座谈，诚恳地讲道，几百年来我们受尽外敌欺凌，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贫穷，工业落后，没有钢铁，不能造机器，不能造精良的武器。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千千万万先烈为了新中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今天，为了建设包钢，需要我们搬迁敖包，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千秋大计。

很快，蒙古族同胞的思想工作顺利做通。蒙古族活佛按照宗教传统来选择吉地。经过反复商谈，决定迁到离白云鄂博40多里的白云查干山。敖包的移址仪式十分隆重，乌兰夫同志主持了迁址仪式，牧民们身着民族服装，静听喇嘛诵经，场面庄严肃穆。许多老牧民还虔诚地跪在路旁。由于整个迁址仪式非常慎重并严格按照宗教传统进行，蒙古族群众非常满意。这个消息一经传开，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高度评价蒙古族人民顾大局、明大义的可贵精神。同时这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又一胜利。

队伍建设 知人善任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包头城市建设方案，包钢的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北京黑色冶金设计院，生产工人大都来自鞍钢。到1960年，包钢大规模建设阶段时，职工总数已达到11万以上。

为加强蒙汉民族的团结，自1952年兼任内蒙古军区党委常委的苏谦益同志，提议从蒙古族骑兵部队中挑选一批有文化的年轻军人转业到包钢当工人。打江山有蒙古族同胞的贡献，建设新中国自然少不了他们。蒙古族人民为了配合包钢建设，连自己的敖包都能搬迁，他们的这种爱国精神令人钦佩。所以，包钢建设中有蒙古族同胞的参与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第一代的炼钢工人中有我们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同胞，这是我们全蒙古族人民的骄傲。内蒙古军区的领导孔飞、王再天积极支持苏谦益的建议，请军区政治部主任廷懋具体办理此事。

华北局陆续从华北各省、市调集了大批厅、局级干部和工作人员支援包钢。包钢的总经理刘耀宗不仅拥有大学本科学历，而且还有在鞍钢实习的经历。副总经理乌力吉那仁是蒙古族，既熟悉专业技术，又善于管理。炼钢厂厂长黄汉炎是上过大学的炼钢专家。包钢的总工程师杨炜，是冶金部派来的专家，我国稀土工业的创建人之一。

专家们对白云鄂博的勘查证实，白云鄂博的多金属共生矿蕴藏的稀土资源约占中国已探明储量的87，世界的30。稀土广泛应用于电子、机械制造、核工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尖端科技领域，被誉为新材料之母。杨炜曾就稀土的性质、广泛的用途和发展前景向苏谦益做过详细的汇报。苏谦益按照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的指示，责成设立了专门机构，拨专款，派专人研究稀土提炼，请专家朱言负责此事。苏谦益说过，我们谈包头的稀土，应该提到杨炜和朱言，他们为稀土的提炼贡献了才华和智慧。

然而杨炜却在1958年“大跃进”中险遭不测。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年代，小土炉炼钢的浓雾弥漫了天空，这不仅有巨大的安全隐患，客观上也抢夺了宝贵的炼钢资源。杨炜对此很有看法，说小高炉是“一脚踢”。这样的话不知被什么人反映到上级部门，一直弄到中央。中央组织部几次派人来包头调查，要停止杨炜的工作，苏谦益都没有同意。后来，冶金部来了两位副部长，要把杨炜调回中央处理，苏谦益据理力争，强调杨炜的问题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我们办事要按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两位副部长无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