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的筹建（1）

陈祖涛

我是1939年随父亲一起离开祖国去苏联的，那时我不到11岁，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在苏联度过了12年后，成长为一个有专业知识、充满朝气、一心想报效祖国的有志青年。苏联鲍曼学院的学制是六年，我本应于1951年6月毕业，因为急于要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于1951年2月提前毕业。我和赵施格办好了各项手续，就直接从莫斯科飞回了祖国。

刚到北京住在蔡畅家，李富春、蔡畅夫妇带着我们见了周总理、朱德、刘少奇、帅孟奇等许多老革命家和领导。因我们在苏联的时间太长，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周总理让我们在国内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先后到了武汉、广州、杭州、上海、太原等地，看到了祖国人民那种在新社会生活的兴奋感溢于言表，和我小时候见到的那种压抑、痛苦、绝望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汽的第一名职工

7月我们回到北京，住在南河沿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48·21”的全部同学，我们在苏联都认识，我在莫斯科给他们办过进大学的手续，大家一见面都很兴奋，这也算是当时的“海归派”吧。到9月份，他们都回莫斯科去上学，这里只剩下我和赵施格两人了。

1951年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时刻，我见到的中央领导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国内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医治国内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设情绪高涨。我作为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回来了这么久，在国内跑了很多地方，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和很多领导，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高涨的热情，受国内政治环境的鼓舞，也觉得热血沸腾，希望早日参加工作。但干什么呢？我也该认真地考虑我将来的去向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见到了周总理。总理说，你们出去看了一圈，对国内的情况有了一点认识，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

我们同声表示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总理很高兴，问我们：你们学什么专业的？

赵施格说：我是学钢铁的。

总理说：那好，鞍钢正在恢复建设，你就到鞍钢去吧。

我说：我是学机械的，我的主攻方向是汽车，我的实习都是在苏联的汽车厂进行的。

总理说：那好极了，你再回苏联去，苏联援建我们100多个项目，其中有汽车项目，你以第一汽车厂的代表身份去参加他们的谈判，你大学刚毕业，顺便再到苏联的汽车厂去实习。说完，他当场给我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我。就这样，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我成了第一汽车厂的第一名职工和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名汽车工业的实习生，从此开始了我为之奋斗终生的汽车生涯。

筹建新中国汽车工业

新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时候，毛主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尽快改变我国农业国的地位，尽早建立我国的重工业基础，就成了新中国建设的当务之急。而在那个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企图将新中国掐死在摇篮里。环顾全球，只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支持我们。于是，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毛主席就去到苏联见斯大林，与苏方商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寻求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帮助，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要搞一个“既好吃，又好看”的有实际内容的援助方案。访苏期间，毛主席与斯大林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进行了会谈，最后定下了156个重点工业援建项目，其中就有建设一座综合性的汽车制造厂。苏联方面表示，苏联将按照“斯大林汽车厂”的规模援建中国，“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援建中国的就有什么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中国的就有什么水平。

1950年12月2日，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派遣工厂设计小组总设计师沃罗涅斯基、设计师涅谢夫到达北京，苏联方面的建设目标是年产3万辆吉斯150型载重汽车。中央经过谨慎选择，1951年3月，周总理批示，吉斯厂设于东北长春附近。

东北地区资源丰富、交通发达，长春位于东北三省的中心，工业基础较为雄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东北的交通、经济发展水平、水与电的供应情况，陈云同志决定，一汽定于长春兴建。1951年3月19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正式下文批准，第一汽车厂厂址定在长春孟家屯。工厂设计由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总承包。1952年4月，重工业部任命郭力为汽车工业筹备组652厂厂长，1952年根据郭力的推荐，第一机械工业部任命饶斌为652厂厂长，郭力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第一汽车制造厂援建项目就此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