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5）

陈云同志1954年6月30日在向党中央汇报“一五”计划编制情况时，提到了四大比例、三大平衡。四大比例是：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三大平衡是：财政收支平衡、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主要物资的供需平衡。此外，还强调了技术力量的供需平衡。他认为，“一五”时期农产品的供需是紧张的，开荒、修水利、合作化是农业增产的三种方法。根据以往经验，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好办法，而只有在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轻工业的增产，主要不是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原料问题。重工业存在的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而这种状况目前还无法改变。铁路运输是紧张的，由于投资所限，修建铁路应首先保证重点工程建设的需要。在平衡问题上，他提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有钱不用，是保守，妨碍建设；但财政收入不能分光，要保留一定数目的预备费，以应急需。购买力和商品供应之间有一定差额，除了增加生产、适当进口原材料弥补，应适当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烟、酒、糖等消费品可以涨点价，某些农产品可以降点价。主要物资的平衡要努力搞好，但为了保持外汇的收支平衡，应压缩不必要的进口。他还着重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周总理1956年9月16日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报告中，对“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作了分析，认为经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按比例发展。他指出要处理好四种比例：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当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当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他认为，“一五”计划所定的各项指标基本上是正确的，大体上也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但1955年和1956年的计划部分地发生了偏低或者偏高的缺点，造成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的关系上也出过一些偏差，那就是1953年有些部门和地方在建设上不顾条件，到处铺开，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上的浪费；1956年在执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又发生了冒进的偏向，有些部门和地方企图把7年或者12年才能做完的事情，急于在3年、5年甚至1年、2年内做完，造成了某些农具的生产过量而积压。他认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发生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在制订财政收入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订财政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周总理在总结了上述问题之后，着重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上面，我主要记述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的一些观点，是因为他们二位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问题摸得比较深、讲得也比较透。

社会主义经济要做到有计划发展，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大课题。我们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时，还只有苏联的经验可资借鉴。但苏联的做法，有不少是错误的，只能择善而从，不能照抄照搬，照抄照搬就是教条主义，就会犯极大错误。“一五”计划，有借鉴别人的经验，也有我们自己的独创，搞得是好的。但也不能一锤定音，看成是“永恒真理”。所以只能说是“比较”正确。“一五”只是破了题。文章需要继续做下去，需要不断地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把文章越做越好。我想，这一点值得我们和后继的同志们深思、再深思。

3.正确处理经济工作中几个重大的关系

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没有一定数量的资金积累，不行；积累过多，影响人民的消费，也不行。拿陈云同志的话来说，叫作“一要建设，二要吃饭；分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记得在“一五”计划编制和执行过程中，周总理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提到要认真研究经济与财政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划出几条杠杠来，作为安排计划的依据。

根据周总理的思索，我在工作实践中，开始注意对这方面的初步探索。党的八大，毛主席也让我在大会上发个言，我照办了。我作的关于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发言，事前征求了有关部委负责同志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发言中，我主要讲了以下几个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后来，人们通称这些为“二、三、四比例”。这些比例是依据以下几个因素概算出来的：第一，资金积累依靠国内，不借外债；第二，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第三，拥有一定建设规模，确保生产力持续协调地发展；第四，随着生产的发展，使人民的消费水平得到相应提高。我认为依据上述因素概算出的“二、三、四比例”，是基本符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的，是比较稳妥的。当然，这只是一个概略的比例数字，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进一步节减，这些比例不仅可能而且必将适当地提高，但是仍须保持一定的限度，特别是积累部分比重的提高应该更加慎重。

后来的经验表明，凡是建设规模安排过大，积累比重过高的年份或时期，财政收支就难以平衡，经济效益就不理想，人民生活就得不到相应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