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2）

周总理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重大事情事必躬亲。抵达莫斯科以后，总理又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详细地重新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都圈圈点点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总理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周总理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下榻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餐厅服务员给总理送来一瓶白兰地酒。周总理斟满两杯，站起身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周总理简单自然的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到莫斯科后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招待了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维辛斯基代表斯大林起立敬酒。晚宴举行了约三个小时。散席后，斯大林陪同周总理看了电影，边漫谈，边吃糕点水果。其后，苏方安排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汽车制造厂，乘船游览了伏尔加—顿河运河，到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每到一地，周总理都向陪同人员很详细地询问有关生产和建设情况。我们所到之处，仍然能够看到战争遗留下来的废墟和痕迹。9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同志，就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问题，谈了三点意见：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斯大林的意见，实际上表达了苏联政府援助我国“一五”计划的总方针。现在看来，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我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再加上苏联还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援助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对我国的援助，确实是尽了力的。

9月底，周恩来和陈云同志先期回国，留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政府谈判。离开苏联以前，周总理亲自将他经手办理的与苏方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清点，移交给富春同志的秘书吴俊扬同志。苏联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转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负责。苏联国家计委极为重视，曾组织人员，集中力量，着重审查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要求援助的项目。中国代表团团员则分头向苏联有关部、局介绍情况，交换意见。苏联方面详细地审查了全部的地质资料，为此，总理和陈云同志于1952年10—11月间特地派遣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同志到莫斯科接受咨询，并再度让柴树藩同志到莫斯科协助沈鸿等同志参与谈判。1952年冬季，富春同志去海滨疗养期间，由我负责收集中苏双方会谈情况，向李富春汇报，并转达他的意见。当时还成立了以李富春、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外贸部代理部长和总顾问五人组成的中心组，负责审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中的问题。中苏双方进行过多次小组会谈和高级别磋商，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予以落实，凡是重大问题富春同志都直接打电报请示党中央。每次周总理都仔细地阅读这些电报，并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及时做出答复。

1953年3月8日，周恩来专程赶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周总理利用工作间隙，听取了富春同志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计划轮廓的情况汇报和意见。周总理听得非常认真，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3月中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会同卡冈诺维奇、科西钦科、郭维尔等人，两次约见李富春，中方陪见的有我和袁宝华。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提出了如下意见：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原定每年递增20，但由于建设时期与恢复时期情况不同，速度定高了，摊子就铺得很大，力量分散。因此，计划每年递增14或15就可以了。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自己的专家和地质资料。这两项工作，必须做在其他工作之前。苏联的帮助可以减轻中国建设的负担，但毕竟很多工作要中国自己去做。设备不能完全依赖进口，能生产的要自己生产，这样，既可节省资金，又培养了技术力量。中国“一五”计划，需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手工业是增加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积累的来源之一。要注意考虑农业。过去三年，中国实行土改，农业收获很大。但今后这样的重要条件没有了，就要另想办法保证农业的继续发展。要保证肥料，注意发展城乡交流。铁路建设意义重大。五年计划在财政、金融、商品流通方面，还要花力量研究，因计划缺少财政和物资平衡。

4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同米高扬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我和钱志道回国汇报，请中央对“一五”建设方针、规模及苏联援助总协定主要内容作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