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

宋劭文

全国解放后，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我在中央财经计划局工作期间，有幸参与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的编制和赴苏谈判工作，亲身感受到周恩来同志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平易近人、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优良工作作风。仅借个人经历，对周恩来总理在制订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活动，做一简要回顾，以纪念这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杰出组织者和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

1951年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在22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试编工作。经周恩来同志提议，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小组成员有：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当时，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全面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工作，陈云同志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同志任副主任，聂荣臻同志任代总参谋长，我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1952年5月，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党中央根据中财委提出的建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并积极组织力量着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中央指出，今后的五年，即1953—1957年，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并保证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根据毛泽东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意见，明确五年建设的方针为：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重工业优先建设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纺织、造纸和制药工业。工业的建设速度，在可能的条件下，力求迅速发展。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东北及上海原有工业基地的作用，继续培养与利用已有工业基础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工业基地创造条件。铁路建设以沟通西南、西北和中南为主要任务，以适应在国防安全条件下，长期建设的需要。当时，中财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指导思想是：经济建设要确实保证重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要按实际需要和财力、物力、人力条件的可能进行安排，并且配套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应同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衔接。1952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及其《总说明》。这个计划轮廓，实际上只有国营工业、铁路运输、重大水利工程是直接计划，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间接计划，也就是说直接计划在“一五”计划中只占40左右。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及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以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一五”计划轮廓尽管比较粗略，但作为我国第一个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雏形，不仅为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项目提供了基本依据，而且也为我国即将展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勾画出一幅宏伟的蓝图。

1952年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代表团的团员有王鹤寿、吕东、陈郁、宋劭文、柴树藩、罗瑞卿、邱创成、刘亚楼等，工作人员有沈鸿、钱志道、钱应麟、郑汉涛、李苏、袁宝华、陈平等。中国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政府很多部，如工业、农业、林业、军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当时因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民航飞机，苏联政府特意派遣了三架军用飞机和一架民航飞机，专供接载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机途经伊尔库茨克和新西伯利亚，飞往莫斯科。去伊尔库茨克的路上，我和周总理同乘一架军用飞机，飞机很小，只能乘坐五六个人，同机的还有装甲兵副司令员邱创成、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等几位同志。飞机一起飞，罗舜初就掏出刮胡刀刮胡子。我好奇地问他：“一会就到达目的地了，你急着刮胡子干啥？”罗舜初回答说：“我这胡子长得很快，一天不刮都不行！”当时我半信半疑地又追问了一句：“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吗？”这时周总理接过话题，亲切地插话：“是的，我的胡子也是那样！”我这才信服地点了点头。一路上，总理与大家谈笑风生，我们无拘无束，机舱里的气氛十分融洽。代表团在伊尔库茨克住了一夜，第二天换乘飞机，继续赶路。离开宾馆时，周总理按照以往的习惯，与宾馆服务人员一一握手告别，感谢他们向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供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这些服务人员很受感动，他们没有料到中国的总理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通情达理、和蔼可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