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1）

袁宝华

1952年8月，我随周恩来总理、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到莫斯科，参与商谈和确定苏联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征求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对我国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在苏联前后生活了10个月。回忆起在苏联参加谈判的日日夜夜，许多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一、争取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支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着繁重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的任务。一方面，要治理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一方面，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支援前线。经过短短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我们恢复经济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时，根据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中财委于1951年2月开始试编五年计划，并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其中包括拟请苏联援助和帮助设计的一批项目。

在当时，竭尽全力开始进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争取苏联对我国建设的援助，是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对新中国的成立，苏联开始还有疑虑，毛主席第一次到苏联访问，苏联报纸一开始称“毛泽东先生”，等到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后，才改称“毛泽东同志”。尤其是抗美援朝，他们看得很清楚，虽然苏联没有直接参与，但看到抗美援朝我们做出了很大牺牲，最后把社会主义朝鲜保存了下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是真的而不是假的，因此，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愿意帮助我们设计和建设一批工业项目。

东北的许多工业建设项目，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设计和建设的。1951年2—3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业会议，会上确定了一批建设项目，并已开始设计了。像富拉尔基的北满钢厂的建设，不是到苏联谈判时提出的，而是到苏联以前就提出来了。1951年做了初步设计，并做了部分技术设计，该钢厂的规模当时准备搞到15万吨。还提出了富拉尔基电站的建设，电站的第二台机组建设要求1952年交货。佳木斯铜网厂的设计合同已在莫斯科签订了，该铜网厂最初是一个单独的项目，从苏联谈判回来后，将铜网厂和佳木斯造纸厂合并在一起了。沈阳风动工具厂，是在莫斯科审核设计的。沈阳第一机床厂，1951年时已提出请苏联帮助作初步设计。此外，还有阜新电站、哈尔滨铝加工厂、吉林铁合金厂、201厂等。上述这些建设项目都是去苏联之前我们就已确定的，并已向苏联方面提出，请他们帮助我们设计。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在拟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东北的计划建设规模是十分庞大的。“一五”期间，要向国外订购成套设备约35万吨，总价值为17万亿旧人民币，折合卢布为17.56亿。平均每吨设备约为5000卢布。能源工业是当时最紧缺的工业部门，而电力尤为紧张。东北电业局计划火力发电站达到52.5万千瓦，水力发电站达到85.2万千瓦。当时计划火力发电五年达到52.5万千瓦，还不及现在一台发电机组的发电量。一般设备五年为13万—14万吨，约合8万亿元旧人民币。此外还有国内设备。建筑安装力量五年计划安排是，技术人员42人，工人1万人，安装设备81万吨。其中非必需安装设备为10.5万吨，需要安装设备为70万吨。平均安装1吨设备需要25个工人。五年内土建任务是24万平方米，土建工程技术人员最高达到5400人，工人达到9万—10万人。土建的定额是每平方米6个工，留用苏联专家36人，1953年需聘请专家95人，1954—1957年需聘请专家150人，基本建设顾问需聘请330人，要派出实习生1600人。另外，还要聘请设计方面的专家72人、教育方面的专家59人。

上述这些都是我们去苏联之前东北工业建设的五年计划安排。这些计划都是分年度安排的，很具体。

在决定去苏联谈判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52年7月25日，我从东北赶到北京，立即同即将前往苏联谈判的同志们一起投入紧张的工作，对将要请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一批项目进行准备。在临行前的20来天中，夜以继日地讨论设计项目，搞设计项目表，写设计项目说明，并推敲我们提出的重工业计划。要准备好总说明，包括总的情况估计、五年计划方针、五年计划概要。准备工作的总要求，是要搞好设计项目和设计清单，地质勘查资料和清单，专家与设备要求，技术资料等。对我们所准备的材料，要求统一、准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经过紧张的工作，我们做好了赴苏谈判的准备。

二、随我政府代表团离京赴莫斯科

我国政府代表团是1952年8月15日晨5时离开北京的。

我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共5人：周恩来总理任团长，陈云副总理和李富春同志任副团长，成员是张闻天同志和粟裕同志。

代表团还带了一批顾问，主要包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和军队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这些顾问包括：宋劭文同志，他是中财委秘书长兼财经计划局局长；陈郁同志，他是燃料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他原任东北工业部部长，东北工业部撤销后，任重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同志，原任华东工业部部长，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由于需要从上海抽出技术力量支援“一五”计划建设，所以他参加了谈判；王诤同志，任军委通讯部部长兼邮电部副部长；刘亚楼同志，他是空军司令员；罗舜初同志，他是海军副司令员；邱创成同志，他是炮兵副司令员；雷英夫同志，他是军委作战局局长，30多岁，是军队顾问中最年轻的，曾当过总理的军事秘书；师哲同志，他是外交部政治秘书；等等。

代表团还有一批随员，包括：吕东、柴树藩、沈鸿、白杨、齐明、陈平、王世光、钱志道、李苏和我，等等。另外，代表团还带有一批翻译。

由于我们许多人是第一次出国，所以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出国之前，我们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8月13日，陈云同志把我们召集起来，对我们提出了有关纪律要求：一是不讲越过职权的话，不该讲的不要讲，该讲的也要先请示了以后再答复对方。二是在行动上，外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后才可行动；如果要找人会客，必须有正式手续。三是在风俗习惯上，要入国问俗，按规矩办事。四是不能乱敬酒，不准喝醉酒。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人爱喝酒，而且一喝酒就要喝醉为止。五是外出坐车要听从苏联方面的安排。刘亚楼同志在苏联住的时间比较长、情况比较熟悉，我们的生活和一切活动都由他来安排，他经常给我们讲些注意事项。在准备出国时，国家给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一套衣服，还做了夹大衣，发了皮帽子。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却没有做夹大衣，仍然穿着那件旧的、蓝色的夹大衣。

整个代表团共乘坐三架飞机。由于那时的飞机很小，一架飞机只能坐10—20人。当时张闻天同志已在莫斯科，周总理、陈云、李富春、粟裕四人分乘两架飞机，与其他顾问、随员坐在一起。

飞机从北京起飞后，途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机场，于17日下午6时半到达莫斯科。在我们代表团经过的各个机场，苏联方面都做了精心的安排。为了保证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安全和顺利航行，他们要求每个机场在我政府代表团的飞机没有起飞前，其他客机不得起飞。在到达伊尔库茨克时，我们飞机停飞，我们看到有不少苏联旅客在机场休息，我们代表团中会俄语的同志就热情地同这些旅客打招呼，问他们：“你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他们答道：“周恩来的飞机飞走以后，我们的飞机再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