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6项工程研究综述（2）

除此之外，一些人亲身经历了当时的谈判，他们撰文回顾了那段历史。如袁宝华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政府代表团1952年8月赴苏，历经10个月商谈并确定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的历史画卷，其中特别提到了156项工程的由来。宿世芳曾经担任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李强同志的秘书，所以，对中国同苏联在莫斯科的谈判情况比较了解。他撰文回顾了这一段历史。

很多学者在其著作中都涉及了156项工程。比如，翟昌民在其专著中从历史角度叙述了156项重点工程的由来。在陈果吉、崔建生主编的《辉煌与误区》中指出，“一五”计划中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构筑了牢不可破、巍然屹立的新生共和国的“钢筋铁骨”，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辉煌的一页。刘国良在《中国工业史：现代卷》中也对156项工程做了介绍。贺耀敏、武力在《五十年国事纪要·经济卷》中也对以156项工程为重点的工业化建设做了介绍，并称之为奠基之役。高德步在《百年经济衰荣》中简要描述了苏联援建的156项建设项目的历史。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中对以156项为重点的工业化建设也做了介绍，包括156项的主要内容、情况和作用。

韩岫岚主编的《中国企业史》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以156项工程为主的国营企业大规模建设。工业、交通运输企业的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点。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有1万个以上，相当于1952年现有企业的116，比全部国营企业还多500个。这次工业交通企业的新建、扩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建设，也可以说是截至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建设。这次工业交通企业建设的资金，主要由国家筹集，企业自筹的比例很小，在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中，国家预算内投资占90多，自筹资金不到10。国家筹集的资金，主要来自工商税收和国营企业的利润，其中直接间接来自农业的部分占有重要地位。公债筹集了27.5亿元，国外贷款36亿多元，比重都不大。工业交通企业建设的布局，当时考虑了以下因素：一是建设的经济性。重化工业应尽可能建在矿产资源丰富或能源充足的地区，机械加工尽可能接近原材料基地。二是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逐步改变我国原有工业分布的畸形状况。三是军事上的需要，即新建的工业企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企业尽可能放在当时比较安全的后方地区。156项工程实际施工并建成的为150项，其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企业7个、有色金属企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企业3个。每个行业的发展过程和情况都逐一作了介绍。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的第二章介绍了1953—1957年国家对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这其中包含了156项工程的内容，第九章论述36年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时，也涉及156项工程建设项目在各地的实施情况及所起到的作用。

二、156项工程建设与工业布局、城市发展以及行业进步

董志凯在《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中详细描述了156项工程的行业分布、地区布局以及企业发展情况。156项工程实际施工的150项分布在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医药、轻工、航空、电子、兵器、航天、船舶等14个行业，这些行业有属于国民经济基础的能源原材料产业，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行业；有代表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机械制造产业，如机械、船舶行业；有代表当时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高科技产业，如航空、航天和电子行业；有加强国防实力的兵器行业；还有与人民生活联系密切的医药和轻工行业。实施的150项工程项目包括44个军事工业企业和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军事工业包括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民用工业包括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由援建项目的构成可以看出，除了3个轻工业和医药项目，几乎全部是重工业。

156项中实际实施的150项具体分布在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辽宁、陕西各24项，各占实际实施总数的16；黑龙江22项，占14.7；山西15项，占10；吉林与河南各10项，分别占6.7；甘肃8项，占5.3；四川6项，占4；河北、内蒙古各5项，分别占3.3；北京、云南、湖南、江西各4项，分别占2.7；湖北3项，占2；安徽、新疆各1项，分别占0.7。

李百浩等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围绕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进行的工业建设选址布局入手，研究了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目标、类型与建设发展模式，剖析了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类型与内容，阐述了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本质、作用及其历史地位。

彭秀涛、荣志刚从“一五”计划时期围绕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着手，重点研究了重点项目的宏观区位布局、工业区在城市中的中观选址布局以及工业区用地的微观布局形态等问题，阐述了“一五”时期工业区规划布局的理论依据、原则以及特征。

何一民、周明长指出，“一五”时期，以156项工程为契机，新中国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些大型经济建设项目的启动，不仅改变了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方向，而且为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从而推动了中国城市进入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导向的新阶段。在这一发展模式的作用下，中国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城市职能的经济化、城市化发展的高速化、大中城市优先发展以及区域城市发展均衡化等新特点，这种城市发展的变化既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又为后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基础。

迟萍萍分析了抗美援朝对“一五”计划基本建设投资的影响。由于战争的影响仍未散去，“一五”计划在基本建设投资上侧重于与军事工业紧密相关的重工业，而出于改善地区经济不平衡状况以及国防安全的考虑，国家在产业布局上的投资重心倾向于内陆地区。

156项工程对中国西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董志凯、吴江认为，“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开发了西部，让西部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框架中，嵌入了现代意义的工业企业，156项工程在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曹敏、杨明东通过历史比较分析，认为西北工业的发展与政府进行的以“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战略两次大规模西移有直接的关系。并由此决定了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突出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化结构的特点，加快了西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

岳珑指出，西北地区重工业化道路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工业奠基、新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下重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防指向下的再次重工业化等几个发展阶段。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优势与重工业布局使西北五省区形成了嵌入型、跳跃式发展的重工业化结构，对西北五省区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