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奠定（4）

第二，大规模地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争取外援，是促进工业化、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有效途径

“一五”时期156项工程成套设备的引进，使我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重型机床、电器、汽车、飞机、船舶、机车车辆等工业部门，逐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此外在技术上，在黑色冶金方面，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试制了100多种新钢种，并制成中国过去从不能生产的大型钢材和无缝钢管；我们推广了新的采铁法，铁矿回采率由60提高到90。仅鞍钢一个企业，五年中就吸收了专家们提出的3万多条重大建议。在有色金属方面，苏联专家帮助研制了数十种钢铝材料。在矿业方面，新采煤法被90的国营煤矿采用，从而提高了回采率。华北各省66对即将报废的煤井中有44对在专家帮助下延长了10年以上的寿命。在石油方面，苏联专家帮助我们改善了采油法，使玉门油矿的采取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0提高到1954年的60—70。

1950—1959年，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设备投资折合人民币总计73亿元。苏联在向我国提供成套设备和专门的生产技术的同时，还在地质勘查、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确定企业的设计任务书、进行设计、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培养技术干部，一直到新产品的研制等各方面，给予了全面的、系统的技术指导。 10年中，在中国进行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达8500多人，苏联向我国提供的资料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可以说，这是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最全面的技术转让，它使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从新中国成立前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半个世纪，迅速提高到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

“一五”时期我国引进的技术设备共折合约27亿美元的外汇，其中引进成套设备项目为24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只用了不多的投资、不长的时间，就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实践证明，技术引进是使落后国家迅速改变面貌的“短程线”。今天在高技术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国，历史上都曾是落后的、不发达的国家，正是由于他们及时引进了先进技术，促进了本国自我开发能力的迅速提高，从而为迅速跻身于工业发达国家行列创造了条件。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发各项技术，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只有采用引进先进技术与提高自主开发能力相结合的方式，才是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最佳途径。引进技术一方面可以节省研究开发的时间，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省资金和人力。

第三，争取外援，但不依赖外援，在大规模引进资金、技术的同时，逐步建设和完善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化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地质工业薄弱；煤、电、油供应紧张；钢铁、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建筑材料等产品数量不足、品种不够、规格不多、质量不高；机械工业尚处在由修配到独立制造的转变过程中，还谈不到以最新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能源、交通等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要想大力发展轻工业，要使工业给农业以更大的支持，绝难办到。因此“一五”计划将发展重工业置于首位，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引进的技术设备大多集中于矿山设备、冶金设备制造业、高精度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拖拉机、汽车、造船、飞机工业以及新兴的石油化工、电子工业等，目的在于逐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基础。不仅如此，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提出要自力更生、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对外国的东西，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地搬运。1959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进一步明确：要学苏联，但要“以我为主，不是盲从”。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央在大规模地进行工业建设的同时，适时地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既注意内陆工业又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作用，以及其他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而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均衡的发展，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的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当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年撤走专家的困难时刻，我们不但能顶住压力，继续完成了大型工程的建设任务，而且还独自完成了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科研任务和建设工程。

经过70余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虽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农业大国的形象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资金、技术、综合国力依然有差距，而现代化的任务却更加艰巨，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复杂。如果不从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入手，通过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研究解决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问题，那么想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就有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156 项工程的成功建设和提供的经验，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