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项工程建设历史概述（1）

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以这个时期为主，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156项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这些项目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雏形。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日，在中俄两国历史档案逐步开放、中国军工企业大量转产民品、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日益深化的今日，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对这段值得彪炳史册的历程作一清晰的史料记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加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建设背景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中国于19世纪后半期创建新式工业。当时，西方拼命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是如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机”主要指兵器，“船”主要指战船，“矿”主要指煤矿，“路”指铁路。为了制造“机”“船”、修筑铁路，钢铁生产的重要性就突出出来。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都是追赶时代的。然而，它们是一些投资高昂的产业，其中除了铁路，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输出的项目。因此外国资本不肯在中国设置机械制造、钢铁冶炼等厂矿；中国的私人资本则功力不足；官办企业又管理混乱、风气腐败，不能正常生产；及至20世纪初叶，“机船矿路”建设归于失败。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战乱不断。虽有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但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近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7。工厂规模很小，纺织和饮食烟草业的产值占了工业产值的58.4，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产值比重很低，1933年仅占工业产值的23左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工业受到摧残，战争对重工业的破坏比对轻工业和农业的破坏更为严重。1949年重工业产值比战前降低约70，明显成为“比较劣势”。国民党官僚资本在大后方开办了一些兵器制造、修理厂，规模和技术水平有限。成渝铁路则自清末筹建至国民党时代终结近50年都没有建成。

由于基础工业和设施对于近现代化十分要紧，而发展起来又屡遭挫折，无数志士奋斗不息，矢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攻克这一难题。代表人物如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立志修5万公里铁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等决心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在这个曾经起过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中，把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奋斗目标，把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作为建设重点。这与近百年前的“机船矿路”追求何其相似！这种选择来自对国情和对中国工业化途径的一种共识，其中有继承也有发展。

由于兴建这些基础工业投资多、周期长、资金回流慢，所以建设起来困难重重。外国资本不肯建，中国私人资本建不起。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按1952年底总人口数5.7亿计算，人均仅119元，按当时的比价，约合30多美元。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单户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之后很少有剩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资金也很分散，在私营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市，工业企业1950年户均流动资产10.7万元；商业企业户均自有资金2.38万元。要建设平均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重工业企业，私人财力可谓杯水车薪。在物资与技术力量匮乏的背景下，国际环境又相当恶劣。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即宣布“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并将中国列入巴黎统筹委员会管制的国家之中。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进一步全面升级对华经济封锁。

面对国内外巨大压力，中国选择了集中财力、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

二、项目确立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毛泽东于1944年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的多次谈话中，曾经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但是“二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相应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

这一方针的实施是从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协商开始的。1949年1月30日，米高扬同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铁道部部长柯瓦廖夫应中共中央邀请，一同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

2月2日，会谈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参加者为朱德和任弼时。任弼时强调，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中，中国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争取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东北应该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并指出，中国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列举了提供帮助的以下几种方式：苏中经济联合体；苏联贷款；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省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从中国掠夺了1吨铀矿。如果苏联对这些矿藏感兴趣，可以考虑合作开发或请苏联来办专门的租让企业。他还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公司，中国不得不聘用日本专家。因此，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在2月3日的会谈中，刘少奇再度提到了苏联援助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解放后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将对我们起决定作用。我们相信，它可以采取这样几种形式：传授你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向中国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向中国提供资金。……我们清楚，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不可能在东北恢复一个鞍山公司。因此，我们想早一点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帮助，以供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

毛泽东主持了最后两天的会谈，即6日和7日的会谈。在6日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中共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如果苏联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