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号帆船

柏拉图常常用船来作为国家的隐喻。刘鹗在《老残游记》第一回中，也借海上一艘遍体鳞伤、即将倾覆的破船，来象征危机四伏的清朝。

眼看大船要沉没，老残焦急万分，急忙驾着自己的渔艇追上来，向船主送上罗盘和六分仪，以拯救破船出此险境。但是满船人的回报却是“汉奸”的咒骂，还一起动手砸沉了他的小渔艇。

马戛尔尼也毫无新意地将中国比作“一艘破烂不堪的疯狂战舰”。在他看来，这艘破船“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当时英国使团“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戛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对于工业革命为什么出现在英国而不是中国，一直是令人着迷的“李约瑟难题”。

有学者从海洋观念上提出了一种解释，认为现代科技完全是海洋“空间革命”的产物。在陆地作为人类主要的生存空间的时代，我们并不需要海洋性科技，而当人类需要将海洋作为自己的生存空间而非生存空间的边界时，一场生存空间的革命开始了，取得这场革命胜利的国家或者说征服海洋的国家，需要具备先进科技水平，这是空间革命引发的科技发展需要。英国率先回应了海洋的召唤，其完成了空间革命之后，便改变了欧洲政治经济格局，最终促成近代以来的东西两大阵营的差异与隔阂。

曾跟随马戛尔尼访问清朝的“小斯通”，到鸦片战争时，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斯通爵士。他在英国议会关于战争议案的表决中说：“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

其时，30岁的达尔文刚刚结束环球旅行，正在伦敦思考他的进化论。很久以前，修昔底德在谈到雅典人征服米洛斯岛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强者做强者该做的事，弱者只有领受的份。”

当年，有人问拿破仑：如果英国进攻中国会怎么样？拿破仑说了那句名言：“中国是一头睡狮，当它醒来，世界都会为之发抖。”拿破仑还说，中国会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找到工匠，建起自己的舰队，只需要一些时间，就能击败英国。

对清朝来说，马戛尔尼的万里来访，最终不了了之，似乎毫无意义，但历史的展开，却从这样的草蛇灰线开始，伏脉长达百余年。

拿破仑说的似乎没错，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时间，远比拿破仑料想的要漫长得多。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已经有了蒸汽战舰。在对中国的战争中，这些蒸汽战舰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中国人来说，则完全改变了人们对海战的认识。

在中国，战船与民船区别不大，海船与江船也基本类似。船一般分大和小，大船称为舰、舶，小船称为舸、艇。对中国传统的风帆船来说，要进行海战，就要受到很多自然条件的限制，不是你想打就能打。

嘉庆十一年，福建水师提督李长庚追剿海盗不力，被夺去花翎顶戴，江西巡抚清安泰调查后认为，李长庚并无过错，失利主要是自然条件造成的，因为中国的海战“全凭风力，风势不顺，虽隔数十里犹数千里，旬日尚不能到。是故海上之兵，无风不战，大风不战，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飓风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泊地，皆不战。及其战也，勇力无所施，全以大炮轰击。船身簸荡，中者几何？我顺风而逐，贼亦顺风而逃，无伏可设，无险可扼，必以钩镰去其皮网，以大炮坏其舵身篷胎，使船伤行迟，我师环而攻之，贼穷投海，然后获其一二船，而余船已飘然远矣”。

中国自古以来，外患大都来自擅长骑射的北方游牧民族，即所谓“胡人”。如今清朝立国，北方再无外患，然而南方的海洋却变成“危险的边疆”，来自海上的“洋人”取代持弓的“胡人”，成为帝国的心腹之患。

实际上，面对远道而来的英国舰队，清朝并没有与其进行海战，完全依靠沿岸炮台来进行抵抗。但即使陆战，清军也不是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对手。

道光二十二年，清廷贵族耆英作为朝廷钦差大臣，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签署了著名的《南京条约》。四年之后，英国人花高价买到了一艘中国商船，将其命名为“耆英”号。

中国古代似乎没有给一条船取名字的习惯，而西方人这一习惯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耆英”号是一艘传统的中国三桅帆船，长50米，宽10米，载重750吨。它由英国船长和30名中国水手驾驭，从香港出发，跨越太平洋，绕过好望角，先后造访了圣赫勒拿岛、纽约、波士顿，仅用21天就跨越大西洋，最后到达伦敦。

这艘中国帆船每到一地，都引来万人空巷的轰动，甚至连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也慕名前来。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参观后感叹：“第一艘中国帆船就照此型建造，几千年过去了，最新下水的中国帆船依然如是，真有负千年时光。”

在郑和航海过去整整440年之后，“耆英”号的旅程再次证明，中国传统帆船的跨洋远航及抗风暴能力，丝毫不亚于欧洲帆船。

“耆英”号和它100天的处女航成为历史细节里的惊鸿一瞥。伦敦的展览结束后不久，“耆英”号即被肢解，它的木头被制成两艘渡轮和一些纪念品出售。再后来，耆英本人也被咸丰皇帝赐了自尽。

其时，寓居伦敦的马克思对君主制的普鲁士，也在说着与马戛尔尼同样的话—

国家是十分严肃的东西，要它演什么滑稽剧是办不到的，满载傻瓜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是因为这些傻瓜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这一点，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