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时代

或许人们难以理解，郑和下西洋竟然是海禁政策的产物。

《明史·食货志》开篇就说：“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明帝国试图以官方的贡舶贸易来垄断或者杜绝海上贸易。有学者指出，海禁造成的经济损失要大大超过海盗的掠夺。

大明王朝统治者朱棣根本不把贸易放在眼里：“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这种反动的贸易封堵，最后演变成为一场帝国悲剧，反官方的走私贸易从蔓延到失控，最后酿成海洋的灾难。

走私的暴利使人们铤而走险，“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走私集团逐渐与暴力集团合流，从而演变为“海寇商人”—“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寇，后之禁禁商。”

据明人所撰《汪直传》载，“海寇商人”汪直在中国无立足之地，乃“造巨舟方一百二十步，木为之城，楼、橹四门备具，上可驰马，容二千人，踞萨摩洲之松浦僭称徽王”。

汪直鼎盛时代，称霸东海，领众数千，船舶数百，其海上势力无人望其项背。他甚至表示愿意为明帝国征服日本，“事犹反掌也”。他在给嘉靖皇帝《自明疏》中写道：汪直并非歹人，相反，从事海上贸易，与人同利，为国捍边；政府应开放海禁，民可获利，政府可收税；如皇上仁慈恩宥，赦他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他将扩大贸易，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粤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

汪直对日本影响深远，正是他开创了日本和葡萄牙之间的“南蛮贸易”，掀开了日本与西洋交往的第一页。但他却被明朝作为海盗设计杀害，最后落得身首异处。

一处民间纪念汪直的塑像旁有一联曰：“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万历二年，在明朝军队的镇压下，海盗首领林凤亲率战船62艘、战士2000人、水手2000人和妇女儿童1500多人，装载大量的农具、种子、牲畜离开澎湖，逃往吕宋。

换个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一次武装移民行动。

据西方史籍记载，林凤船队于当年11月29日抵马尼拉湾。仅仅三年前，西班牙人才占据马尼拉，开设总督府。正当林凤军队与西班牙军队打得你死我活时，福建巡抚刘尧诲派遣把总王望高等来到吕宋，联手西班牙人共同夹击林凤。

内外夹击之下，林凤此次移民活动流产，最后不知所终。

林凤与西班牙人的吕宋争夺战，在中国史书上几乎没有记载，大概这对当时明朝来说，有点微不足道。但反过来看，林凤却让远道而来、立足未稳的西班牙人如临大敌，惊恐不已，故此，这段事情被门多萨用相当篇幅详细记载在他的《中华大帝国史》中。

读历史不能苛责古人，但以今观古，难免让人无限感慨。

当时，英王伊丽莎白的“海狗”们正为大英帝国开疆拓土，大明帝国却奉行“以夷制盗”的统治策略。万历六年，明廷兵部臣僚犹叹：“近日剧贼林道乾、林凤等浦逃岛外，尚漏天诛。”

再高的堤坝也挡不住江河奔向大海，官方严厉的海禁并不能完全阻止民间的贸易和航海活动。

明朝后期，民间自发的海上贸易和移民活动愈演愈烈。从1570年至1642年，平均每年有25艘中国商船到达马尼拉。当时官方记载可见一斑，“近海之民走海如鹜”，“贩儿视浮天巨浪如立高埠，视异域风景如履户外，视酋长戎主如挹尉。海上安澜，以舟为田”。

仅仅十余年，马尼拉的华人移民就从万历初年的150人增加到上万人。

万历二十一年，菲律宾的西班牙当局为了争夺香料贸易，强征250名华人，远征南方摩鹿加，与荷兰人作战。据《明史·吕宋传》记载：“蛮人日酣卧，而令华人操舟，稍怠辄鞭挞，有至死者。”华人不堪虐待，半夜举事，杀死了西班牙总督拉维扎列斯，有郭惟太等32人逃回中国。明廷闻报，将郭惟太等人逮捕后，送回马尼拉。

明廷此举，无疑为后来针对华人的悲剧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