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之后无郑和

虽然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郑和船队都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舰队；然而，这支豪华的舰队却连眼皮底下偌大的夷洲都没有详细地勘察和记录。

很多年后，回首这段历史，郑和下西洋的最大遗产，或许是一场持续几个世纪的移民运动—而不是殖民运动。

历史不能假设，有西方历史学家说，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对外开拓的话，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16，而是12。

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是陆上丝绸之路断绝后，中国对外贸易全面转向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开端。沿着郑和走过的海道，大批中国人从此走出了国门。

在郑和之前，中国人向南洋的移民寥若晨星，在郑和之后却如过江之鲫。200年后，发生马尼拉大屠杀的1603年，马尼拉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已经建城32年，当地的中国居民超过20000，而西班牙人不足1000人。

当时整个南洋几乎成为华人的世界，他们就像永嘉南迁后的客家人一样，成为这些海洋岛国最谦卑的“华侨”。所谓“侨”，就是寄居在外国的人，他们既不是南洋人，也不是中国人。这就如同“桥”，既不是陆地，也不是水面。

帝国体制下，这种民间自发的移民行为不仅从未受到官方的支持和鼓励，相反被视为离心叛国的行为而遭到明清两代官府的严厉限制和迫害。

新加坡学者王赓武将南洋华人社会网络的发展称为“没有帝国的贸易”。它的反面是，欧洲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都是一种有组织的、兵商结合的、在国家保护下的行为。

郑和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无数杀戮和屈辱，也不能换来帝国对这些弃民的同情和谅解，“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

很少有人知道，在美国诞生的同一年，即1776年，数万华人和几十万土著在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共同建立了一个共和体制的国家：兰芳大总制共和国。

作为首领的“大总制”传承，不是传统的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或禅让，“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创立者罗芳伯系广东省梅县石扇堡的客家人，经公推为首任“大唐总长”。罗之后推江戊伯继任，先后五传，最后至刘台二。

历史学家罗香林称，“兰芳大总制与美洲合众国，虽有疆域大小之不同，人口多寡之各异，然其为民主国体，则无二也”。

作为当时世界一支最强大的海军远洋舰队，郑和舰队拥有5000吨排水量的宝船达30艘以上。

据记载，这支代表帝国统治的威武之师曾经四次海外用兵：

第一次，在锡兰遭遇5万国王军的围攻，郑和船队被迫自卫反击，一举擒获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朱棣“悯其愚无知”，又礼送其回国；第二次，苏门答腊王子苏干剌试图谋夺王位，郑和擒获苏干剌送京伏法；第三次，爪哇西王都马板杀害郑和船队170名官兵后，朱棣要他赔款黄金6万两，遭到拒绝，经郑和严正交涉，最后以1万两成交；第四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战争，是遭遇流落海外的中国海盗陈祖义，郑和船队毫不留情，予以全歼，5000余人被杀，陈祖义等三名海盗首领被押回国内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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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郑和时代，海外华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合法性，但至少得到了喘息之机，因此移民活动进一步扩大。中国人甚至乘坐马尼拉大帆船跨越太平洋，抵达墨西哥，“尽管创造了财富，但海外的中国人，不管是移民还是侨民，都不受欢迎”。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据说这是郑和最后向明仁宗朱高炽说的一段话。

遗憾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赋税而非商业税收。郑和下西洋如同一场梦，很快就被人遗忘。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海洋一直成为禁区，以至于大多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全部。

万历十一年，当明朝官员看到第一幅世界地图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帝国竟然不在世界的中央。

《明史·外国传》中这样记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利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两洲；最后得墨瓦腊尼加洲为第五。”

利玛窦绘制的这张《万国图》曾经广为流传，仅万历年间即曾翻刻达12次之多，然而一直到清朝时期，绝大多数知识精英还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洋人胡编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中，也认为利玛窦谎话连篇：“其所称五大洲无非是荒谬奇谈。”

实际上，郑和虽然七下西洋，却没有到过地中海和大西洋，也没有接触到什么意大利、葡萄牙或欧罗巴，中国对西方的无知并没有多少改变。

1433年，郑和在古里去世。1498年，达·伽马在卡利卡特登陆。中国人所说的古里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卡利卡特，东西方历史在同一个地方不期而遇，一个人类新纪元由此开端。

郑和时代的印度洋是和平的海洋，这种和平随着达·伽马的到来而结束。

对达·伽马来说，郑和是不可思议的。梁启超先生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中曾经无限感慨地说：“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

西班牙人门多萨是最早撰写“中国史”的西方人，他在《中华大帝国史》中无比赞赏中国的文明，尤其是拒绝海外殖民。作为同一时期并最早读到《中华大帝国史》的西方人，利玛窦对中国文化更有着亲身体验，他对此也是深表认同—

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它们甚至不能像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