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海战

襄阳失守之后，元军沿着长江而下，直抵江南。1276年，宋朝小皇帝赵和谢太后宣布投降。蒙古人的马蹄终于踏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临安。

宋朝以儒教治国。按照儒教精神，乱世方能显示所谓的忠臣风骨。一些逃亡的孤忠之士如陈宜中、文天祥和张世杰等，在宋端宗赵昰之后，继续拥立赵的兄弟赵昺为皇帝，利用残存的水军力量，在南方海上进行抵抗。

大宋帝国拥有当时世界最为发达的海上贸易。作为管理国际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司曾经支撑起宋朝财政的半壁江山，但到最后，帝国还是亡于市舶司。

一个颇可惊异的史实是，色目人蒲寿庚居然把持市舶司长达30年，他的叛变成为对南宋灭亡的致命一击。

宋景炎二年，号称“保南宋沿海财政与军事大权于一身”的蒲寿庚，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拒绝接纳穷途末路的宋少帝和张世杰，并将城内的宋朝宗室及淮军全部杀害。

蒲寿庚叛降后，他手下所有海舶均交于元军，此外他又为蒙古人制造了600艘战舰，使蒙古军势力大增。

日本历史学家桑原骘藏说：“蒲寿庚弃宋降元之事，影响于宋、元势力之消长实大。盖蒙古虽长于陆战，舟师实不敌宋。寿庚老于海事，拥海舶甚多。一旦降元，定为元南征之助。于元为莫大之利，于宋直致命之伤。”客家历史学家罗香林也认为，“元师席卷而南，蒲氏乃以泉州降。宋室流离琐尾，既失市舶财利，复丧舟师实力，凭藉既虚，虽有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诸贤臣奔走勤王，亦无补于国运之侵移矣！其影响于宋元时局之递变者，至巨且大。”

福州沦陷之后，宋朝流亡政府逃到广东珠江出海口的崖山，由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张世杰护卫着8岁的皇帝赵昺。

此时宋军兵力虽号称二十多万，实则多半为官吏仆臣等非战斗人员，有各类船只两千余艘。他们面对的元军兵力达30万，战船数百艘。这些元朝水师中，不乏“识时务”的宋军降兵。

祥兴二年，著名的崖山海战拉开战幕。

张世杰尽焚沿岸宫殿建筑，试图在海中发起一场绝地反击。一百多艘宋船以“连环船”的形式横亘海湾，赵昺的“王舟”居中。

元朝水师火攻不成，遂封锁海湾，断绝宋军供给。

宋军吃干粮十余日，甚至取饮海水。眼看宋军疲惫之极，元朝水师大举进攻。

元人编写的《宋史》记载：

至午潮上，张弘范攻其南，南北受敌，兵士皆疲不能战。俄有一舟樯旗仆，诸舟之樯旗遂皆仆。世杰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军。诸军溃，翟国秀及团练使刘俊等解甲降。大军至中军，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以十余舟夺港而去，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

崖山海战是空前惨烈悲壮的一场战役。尽管大势已去，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毅然将数百艘战舰自行凿沉，这不可谓不惨烈；十余万南宋军民，包括官吏、军人、平民、妇女，不愿被蒙古人奴役，决绝地蹈海自尽，这不可谓不悲壮。

“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在了无生趣的中国正史中，只留下这么一行冷冰冰的字句，但它背后的骨气与血性，足以令后人震撼、叹息、汗颜。

在生命与尊严的纠结和拷问中，从皇帝到官吏、军人、平民甚至妇女，每个人都做出了一种艰难而伟大的选择。

崖山之战前，被俘的南宋宰相文天祥被威逼致书劝降，文天祥留下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崖山之战后，他被押赴汗八里囚禁，“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四年后不屈被杀。

那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能够征服天下，却征服不了一个书生；在蒙古铁蹄和屠刀面前，多少城池和堡垒都沦陷了，唯独一个读书人的内心始终坚不可摧。

文天祥曾预言，“虏运从来无百年”。百年后的明洪武九年，赶走蒙古人的朱元璋，将当年囚禁文天祥的牢房，改建成“文丞相祠”。

“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崖山海战是中国历史重要的转折点。

崖山海战，象征着蒙古人一统中国。

依靠中国传统的航海优势，宋王朝陨落之后，“政治避难”的移民一度遍及海外，从南洋到日本，无处不有。崖山之后，“曾渊子等诸文武臣流离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宰相陈宜中曾到占城求救兵，企图复国，后老死于暹国。

按照主流的现代史观，宋朝的覆灭，元朝的诞生，象征着中国的重新统一，汉胡对立、南北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已成雏形。换句话说，现代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