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

在水上运输成为帝国生命线的背景下，中国造船水平在隋唐以后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隋炀帝时期，依仗运河及舟船之利，穷兵黩武，三征高句丽，三伐流求。在有些人看来，为了乘坐龙舟是隋炀帝修运河的最大动因。

唐代诗人皮日休以《汴河怀古》评论此事：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

据说隋炀帝的龙舟有四层，几乎是一座移动的皇宫。最上层是宫殿和朝廷，下层是内侍，中间两层有多达120个房间。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空前强盛、不可一世的隋王朝，在转眼之间，便被民众暴动的浪潮推翻。这让目睹历史巨变的唐太宗无限感慨，他常教导太子要“以史为鉴”，还以船作比喻说：人君就像是船，民众就如同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正如汉承秦制，唐朝是隋朝的忠实继承者。

作为天下帝国，唐代的帆船技术更加成熟和普遍，海船已经发展到长达二十余丈。

唐朝李处人开辟的中日航线，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宁波港到达日本值嘉岛那留浦，途中经朝鲜半岛，全程沿着海岸线航行，仅需三天。日本由此出现了一场“中国化”的文化浪潮。

在怛罗斯战役之前，大唐帝国在西域的势力一度远及阿拉伯沿海，“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海上交通远及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唐朝宰相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就记载了从广州到东非的航线。

当时整个南亚区域，几乎都是与唐朝有“朝贡”关系及贸易交往的海外“蕃国”。

与中国相比，当时的阿拉伯人在航海方面似乎更胜一筹。“靠着中国的两项发明，即三角形船帆和船尾舵，阿拉伯人把自己的商业触角延伸到了非洲和远东地区。”

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使阿拉伯商人沿着印度洋和地中海，扩散到许多沿海城市，由此开辟了从中国到地中海的全球贸易，巴格达成为“通往世界的码头”。阿拔斯王朝的创建者曼苏尔宣称：“我们与中国之间畅通无阻，海洋能让我们应有尽有。”

在那一时期，广州成为阿拉伯商人重要的商业中转站和聚居点。“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

唐肃宗乾元元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广州发动骚乱，“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

唐代宗宝应元年，在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由海路回到大唐。他最远到过摩洛哥，然后经由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到达广州。

同时，借助国际海运，中国对外移民运动也由此发轫，以至于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聚居点，都被称为“唐人街”。

王国维有一首《读史》诗写道：

南海商船来大食，

西京祅寺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乐，

知是唐家全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