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

一些学者根据甲骨文中的“凡”字推断，认为在殷商时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风帆。

东汉时期一部专门探求事物名源的著作《释名》中记载：“随风张幔曰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由此可见，中国最迟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引入风力作为船的驱动力，甚至出现了七帆的大型帆船，而且当时的帆船已有桨、橹、锚、舵、帆、水密隔壁等设施，可以在海上远航。

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中国远在欧洲之前便懂得用前后帆的系统御风而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在中国航海史上从未用过多桨奴隶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海船最重要的两个技术—舵和水密隔壁，都是中国最先发明的。

广州自古就是中国沟通世界的海上出口。广州造船业始于秦始皇时代，到汉代时已相当发达，可造承载3000人的巨船，“南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

依靠先进的航海技术，汉武帝时代，中国商人在南中国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些帆船从广州或北海出发，最远到达过罗马帝国区域，主要运送丝绸、珠宝、香料、矿物等大宗货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航海帆船可以到达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亚丁港。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经过现代学者考证，这份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中，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已程不国，分别指现在的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的一些城市。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西方的罗马帝国皇帝穿上了来自东方中国的丝绸。公元160年左右，罗马帝国占领两河流域和波斯湾，打通了通往东方的海上道路。罗马商人从海上取道安南到达中国，并以罗马帝国官方使节的名义拜见汉朝的皇帝。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安敦通常被认为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这一事件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是罗马帝国与中国首次直接发生的官方接触。

必须说明的是，秦汉时期的中国帆船主要是平底船，而不是尖底船。平底船适合在江河湖泊航行，但在远海大风浪中航行时，其稳定性则很差，再加上船舶规模不大，其续航能力也极其有限。

此外，因为当时没有指南针，在航行中辨别方向比较困难，虽然在晴天时可以参照日月星辰，但主要还是参考沿岸标志来确定航向，“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帆船只能沿着海岸线航行。

永嘉之后，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南移至长江流域，“苏湖熟，天下足”。南方成为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造船技术获得极大的发展和提升。

南方的特点是水网密布，这在古代社会可以提供理想的交通便利。古书上说：“凡东南都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江湖语曰：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

在江南地区，几乎家家都有木船，人人都会驾船—

人们在小时候就学会了划船。只要一学会这门技术，一个人就可以不停地划几个小时。划船所耗的力量并不与船的载重量成正比，而是与水流、风向等情况密切有关。所以，载重增加时，此类运输的费用就降低。如果船夫能够利用风向，距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花力气的问题，这样，费用就可进一步减少。这是水运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有可能使一个地区的住房集中在靠河边的位置。它也使分散的农田占有制成为可能。此外，水运在市场贸易中的作用也影响了流通系统。

公元6世纪，隋朝用武力结束了中国长达400年的分裂状态。在攻击后陈京都建康的战争中，隋军所使用的“五牙”大型战舰，配备士兵800人，装备有6具“拍竿”。

拍竿利用杠杆原理，高悬巨石，类似陆战的弩炮，是一种威力很大的冷兵器，可以发射巨石，打击对方水手，甚至击沉敌船。应当说，拍竿是撞船战术和跳帮战术之外的中国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