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生于水

美国学者房龙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人类是最后出现在地球上的，但却是最先用智力征服自然力的动物。”作为“动物”，人类总是想到处走动。迁移和运输似乎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

对人类来说，最适于帮助移动的媒介是空气和水。在飞机发明之前，船的出现使人类最早得以在水上生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飞机也是船的一种变异，早期的飞行工具就是充气的飞艇。

虽然轮子和马力为人类的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在19世纪火车出现之前，借助河流和海面进行水上运输，一直是人类的主要移动方式。因为水路要比陆路运输快捷且便宜得多。

在火车—铁路和汽车—公路这些现代文明出现之前，骆驼是亚欧大陆上最有效的长途运输工具。

在理想状态下，双峰骆驼可以驮着200公斤的货物每天行进50公里，单峰骆驼可以驮着100公斤货物每天行进60公里。但实际上，要运输1吨货物，往往需要20只以上的骆驼才行，而且要保证旅途中有绿洲。

相比之下，船的运输效率就高得太多了。

人类历史上的早期文明就这样在一些河流或沿海地带孕育起来，如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地中海周边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等等。

船的出现，不仅使河流和海洋不再对人类构成障碍，反而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天然的快速通道。对船来说，海洋和河流本身就是通衢大道，根本无须筑路。由于船是浮在水上的，因而可以建造越来越大的船，而不会碰到陆地运输经常会遇到的支撑和摩擦问题。

一般情况下，一匹马可以承载90公斤的货物行走，如果借助轮子和良好的道路，那么它的运输效率可以提高20倍，也就是说，一匹马可以拉动1800公斤的载重车辆。在同等的能量消耗下，如果这匹马沿着运河纤道拉动一艘货船，那么则可以承载27000公斤。也就是说，轮子将原始的背负运输效率提高了20倍，而水运则提高了300倍。由此可见水运的优势非常明显。

亚当·斯密对陆运和水运做过一个比较：一辆宽轮马车，2人驾驭，8匹马驱动，可以装载约4吨货物，往返伦敦和爱丁堡间需要6个星期。在相同的时间内，一艘由6到8人驾驶的货船，可以装载200吨货物，往返伦敦和利斯间只需要3天。如果将水运换成陆运，运送200吨货物就需要100人、400匹马和50辆四轮马车。如果再加上这些人马的路途消耗，陆运比水运的成本不知要大多少倍。就英国工业革命而言，由于水运的方便，对各种工业产品而言开辟了一个比单靠陆运所能开辟的更为广大的市场，所以当时各种工业都在海滨和通航河流沿岸开始专业的进一步划分并得到改进。

人们都知道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西进运动。从1848年开始，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吸引来了数以万计的淘金者，他们浩浩荡荡地从东部城市涌向蛮荒的西部。一座名叫旧金山的城市平地而起。

但在1869年之前，美国西部并没有火车线路。这些西部拓荒者无一例外都是坐船来的。尽管当时巴拿马运河尚未通航，绕过整个美洲大陆的海上航行距离是陆路的很多倍，但这仍然比陆路更快捷、更廉价，也更安全。

所以，美国西进运动其实是由海岸向内陆发展的钳形运动，而不是由东向西的陆地直线拓展。横跨北美大陆、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东西铁路也是从两端同时相向施工，最后在中间合龙的。

在水上运输时代，最理想的海上通道是海峡，最有效的内陆水路是水流平缓、可以通航的河流。比如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梯度只有1∶13000，也就是13公里才下降1米。在这里，帆船既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扬帆上行，因为尼罗河水流向北方，却常年不断刮着北风。尼罗河缓缓流入地中海，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其成为人类航海的摇篮。

从古埃及时代起，大多数的乡村和城市都围绕有通航的水路。直到近代，占据欧、亚、非十字路口的埃及，都以其无与伦比的交通闻名全球。可以说，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

在没有苏伊士运河之前，地中海就已经通过尼罗河的古运河沟通红海。实际上，地中海除了从经尼罗河通往红海的通道，还有一条经幼发拉底河通往波斯湾的通道。

这种优越的交通条件，使埃及和西南亚成为自古以来世界的“地缘政治”中心。仅从这一点来说，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诞生在这里并影响整个世界，绝非偶然。

埃及拥有极其古老的造船史。尼罗河上最早的船是由一捆一捆的莎草纸制成的，准确地说是筏。著名的“胡夫船”是由木板制成的，其长度达44米，几乎是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旗舰“圣玛利亚”号的两倍，而前者要早4000年。

文字、艺术及考古等方面的发现表明，水上运输对古埃及人至关重要。他们与船之间的密切关系渗透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来世观念、对太阳运行规律的认识，以及劳作规划和国家制度等。

以此类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世界各地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都是傍水而建的，许多城市最先都因为港口和港湾而发展起来。

直到20世纪中期，所有国际贸易—无论是欧洲和亚洲之间，还是欧洲和美洲之间—都必须依靠船来运输。即使今天，轮船仍然承担着90的全球贸易货运总量。可以说，海洋和江河湖泊为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提供了无法替代的基础设施。

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便临水而居，人类因水而生、因水而亡。在海洋时代到来之前，河流一直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除了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文化从印度河和恒河发源，埃及文明从尼罗河发源，而中国文化则从黄河流域发源。随着两晋之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中国文明的又一圣地，沟通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随之诞生。

但与欧洲的半岛型地形不同，大陆型的中国并未出现成熟的海洋文化。在现代之前的大多数时间里，海洋对中国而言是天堑而不是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