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

澶渊之盟的承平日久，使宋朝逐渐走上了重经济、轻武备的富而不强之路。自大中祥符元年起，宋廷多次颁布法令，禁止民间打猎活动，在儒学大兴的背景下，连周礼中规定的皇帝田猎制度也被废除，真可谓“德泽禽兽”。

自宋真宗之后，整个国家就向积贫积弱的方向滑落，到了宋仁宗、宋英宗之际，更是因循姑息、群盗蜂起、内外交困、国防空虚。“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

无论是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还是在编撰唐史与五代史的欧阳修，都对此忧心忡忡。

欧阳修向皇帝痛陈时弊：“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兵不足以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司马法》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的思想：“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如果说秦代和隋代因“好战”而亡，那么北宋就是因为“忘战”而灭。

《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于是国号大金。”北宋宣和七年冬，刚刚灭掉大辽的金兵两路攻宋，兵临汴京城下。

擅长文墨的宋徽宗六神无主，经李纲的建议，徽宗传位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改元靖康。在李纲的精心守卫下，汴京暂时得以瓦全。金兵退走不久，李纲即被驱逐出京，谪贬夔州。

半年之后，金兵卷土重来，汴京终于城破，向金人求和的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双双沦为阶下囚。两年之内，新兴的金国接连灭辽、灭北宋，其势力如日中天，几乎无可阻挡。

北宋既亡，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朝臣等共三千余人被押往北国寒地，整个汴京公私积蓄为之一空。

宋钦宗被俘前想起李纲，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当李纲在长沙得到任命通知时，已是靖康二年，北宋已亡。

目睹国破家亡，李纲内心之悲愤可想而知。他不免怀念起盛唐豪迈，尤其是马上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

古来夷狄难驯，射飞择肉天骄子。唐家建国，北边雄盛，无如颉利。万马崩腾，早旗毡帐，远临清渭。向郊原驰突，凭陵仓卒，知战守、难为计。

须信君王神武。觇虏营、只从七骑。长弓大箭，据鞍诘问，单于非义。戈甲鲜明，旌麾光彩，六军随至。怅敌情震骇，鱼循鼠伏，请坚盟誓。

对宋人乃至后世的汉民族来说，靖康之变带来的耻感，远远超过永嘉之变以及安史之乱。

赵构南渡之后建立南宋王朝，是为宋高宗。他仍然秉承澶渊之盟模式，不顾金兵铁骑的疯狂进攻而一味求和，甚至是不平等地乞求，对金称臣。这是汉唐以来所罕见的，自古都是汉天子君临天下，异族臣服中原，如今赵构突破了这一底线。

宋绍兴十一年，宋金两国签订“绍兴和议”，一代名将岳飞就这样“莫须有”地成为澶渊模式的一个牺牲品，之后被杀的还有韩侂冑。宋朝甚至把韩侂冑的首级送给金朝，作为“嘉定和议”的投名状。一味地委曲求全的结果，是南宋所属疆域只剩北宋时期的六成。

从“隆兴和议”到“嘉定和议”，宋天子对金国皇帝从君臣关系变为叔侄、继而伯侄，南北关系似有缓和，但金强宋弱的形势并无改观。金兵超过一万，宋军就无法阻挡。宋军弱天下以奉兵，养兵百万，但兵多而不强，毫无战斗力可言。当时的有识之士评价说：“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未有甚于本朝者也。”

宋金两国安于现状，休兵忘战，双方军事力量逐渐腐败衰落，这为后来双双亡于蒙古埋下祸根。

在岳飞死后，曾经骁勇善战的岳家军战斗力迅速下降。为了剿灭鄂州一支几百人的草寇，三千官军在半年内“亡失过半”。《宋史·汪应辰传》中记载：“自讲和以来，将士骄惰，兵不阅习，敌未至则望风逃遁，敌既退则谩列战功，不唯佚罚，且或受赏。方时无事，诏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谁能听命以赴国家之难。”

当初秦桧曾说：“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古代世界，国与国之间完全遵从弱肉强食的法则。在某种意义上，宋朝一味地委曲求全，内有奸佞，外无良将，最终导致北宋和南宋先后都亡于游牧民族。

宋之亡，亡于屈而已。澶渊一屈矣，东京再屈矣，秦桧请和而三屈矣。至于此，而屈至于无可屈。以哀鸣而瓦全，弗救于亡，而徒为万世羞。

王夫之身处明末清初的大变局中，在《宋论》中对“陋宋”多有批判—宋朝的灭亡不同于其他改朝换代，它开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先例，“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