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断箭

历史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但进入现代社会后，历史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历史革命”其实是“信息革命”的一部分。

随着信息的全球化，传统的、单方面的历史记录能够得到多方面的印证。以怛罗斯战役为例，将中国历史与阿拉伯历史加以对照，便能基本复原出战争的真实面貌。这无疑是现代人在获得历史知识方面最大的福音。

根据阿拉伯方面的历史记载，高仙芝的远征军尚未到达怛罗斯，阿拉伯人就已经得到消息。

黑衣大食驻巴士拉的东方总督艾布·穆斯林命令部将赛义德据怛罗斯城进行防守。唐军在高海拔异域长途奔袭，等到兵临怛罗斯城下时，以逸待劳的阿拉伯与突厥联军已经严阵以待。

阿拉伯步兵的制式武器是长矛和盾，骑兵装备为“大食宝刀”，即阿拉伯弯刀，当然也离不开弓箭，但没有射程更远的弩。

从双方兵力来说，阿拉伯一方的总兵力在10万以上，阿拉伯与突厥联军完全占据了主场优势和兵力优势。但这些军队大都驻扎在撒马尔罕，留守怛罗斯城的只有2万人，由赛义德率领。

高仙芝所部唐军也是2万，1万骑兵，600陌刀手，4000弩箭手；另有唐朝属国拔汉那国和葛逻禄国组成的3500联军相助。

战争从怛罗斯河谷遭遇战开始，作为先锋的李嗣业与赛义德发生了一场骑兵战斗，双方各有伤亡。

随后，双方在怛罗斯城下又大战了五天。唐军采用以陌刀为主的“锋矢阵”，当阿拉伯骑兵进入弩箭射程后，唐军的弩手和弓箭手开始射击，阿拉伯骑兵也不断用弓箭还击。最后双方展开混战，唐军用陌刀，阿拉伯军用弯刀。

唐军虽然以步兵为主，但在肉搏战中明显占据了上风。阿拉伯人最后撤回怛罗斯城固守，赛义德向相距不远的撒马尔罕求救。

距离此战33年，即718年，阿拉伯帝国在君士坦丁堡之战中失利；距离此战19年，即732年，发生在欧洲的图尔之战，阿拉伯骑兵同样败在铁锤马特那坚韧不拔的法兰克步兵方阵面前。

西方不亮东方亮，怛罗斯成为阿拉伯帝国的新神话。

以多取胜一直是阿拉伯帝国进行军事扩张的惯常方式。此次战役中，艾布·穆斯林从撒马尔罕派来进行支援的阿拉伯军队是大唐军队兵力的数倍。

正在攻城的唐军突然遭到来自撒马尔罕的十余万阿拉伯军的包围，城内的敌军也倾巢而出。就在这危难之际，作为唐朝联军的葛逻禄部众突然叛变，这是最致命的一击。

唐军是多兵种组团作战，一旦阵列崩溃，就会彻底失去作战能力，根本无法与阿拉伯骑兵进行单兵对抗。唐军的骑兵和步兵被占有优势兵力的阿拉伯军队前后夹击，分割包围，许多弓弩手束手就擒，唐军霎时大败。

长途奔袭的怛罗斯之役就这样结束，唐军损失惨重。

虽然高仙芝、李嗣业和殷秀实等主要将领得以逃脱，但两万安西精锐几乎全军覆没，被俘者上万，仅有四千余人得以返还。

在中国历史上，西域曾经是匈奴活跃之地。西汉晚期，匈奴分化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北匈奴郅支单于联合西域诸国，继续抗击汉朝。

建昭三年，甘延寿与陈汤率师出西域，以四万胡汉联军围攻匈奴单于所在的郅支城。郅支城以木构筑，比较简易，正像陈汤所说，“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双方展开对射，匈奴人用弓，汉军用弩。从射程、力量和准头来说，弩的威力都强过弓，因此，郅支城很快被攻陷，郅支单于被射中鼻子而死。

战争结束后，甘、陈二人将郅支单于的首级送往长安，在写给皇帝的奏章中说：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稿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实际上，这个郅支城就是怛罗斯城的前身。

从军事史来说，怛罗斯之战或许并不显眼，但从文明史来说，则显得意义非凡。

直到1598年的万历朝鲜战争，在这八百多年中，怛罗斯之战可能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唯一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用一些历史学者的说法，这场战争的失利，成为唐帝国在西域影响力没落的象征。

作为怛罗斯之战的直接后果，大唐丢失了从伊朗东部到阿富汗在内的广大中西亚领土，自此退出了对中亚的争夺，使阿拉伯人和葛逻禄人瓜分了大唐帝国在西域的势力，而怛罗斯成为葛逻禄人的活动中心。

随后爆发的安史内乱，使大唐基本上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

怛罗斯战役是唐朝和大食这两个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间的政治冲突，用著名东方学家巴托尔德的话说：“这在突厥斯坦历史上无疑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次战役，因为它决定了是中国文明还是阿拉伯文明将在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问题。”

有人将高仙芝与亚历山大相提并论，但高仙芝不可能成为东方的亚历山大。当帝国超越它的统治力量时，内忧常常比外患更加危险和致命。四年之后的一场内乱，几乎颠覆了整个盛世大唐。

有人认为，正是怛罗斯的战败，导致了唐军精锐安西军的覆灭，从而诱发了安史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