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镝弑父

在整个古代战争史中，游牧民族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优势，而其中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匈奴崛起，第二次是蒙古征服。

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认为，匈奴作为一个可怕的强盛民族，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是在公元前3世纪。按照中国古书记载，这个时间还可以更早一些，即在中国的夏禹时代，这个民族就以弓马之利崛起于蒙古高原。

“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徒，中国谓之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战国末期，匈奴刚刚兴起，就遇到李牧和蒙恬这两个大军事家，不得不逃入漠北。后来大秦覆灭，楚汉争霸，长城地带出现真空，匈奴卷土再来。

当时，匈奴部落酋长头曼的儿子叫冒顿，他用一种叫“鸣镝”的响箭训练他的武士，他射什么，武士们也必须跟着射什么，不射的处死。冒顿用响箭射自己的马，武士们就跟着射冒顿的马；冒顿用响箭射自己的妻子，武士们也跟着射冒顿的妻子；最后冒顿射他的父亲，头曼就死在乱箭之下，冒顿成为新酋长，自称为“单于”，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匈奴汗国。

《史记》说，冒顿单于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所谓“控弦之士”就是手持弓箭的武士。

冒顿单于的时代恰逢秦汉之交，趁着中原内乱，匈奴陆续征服东胡、月氏、楼烦、丁零、鬲昆等北方游牧民族，成为欧亚草原上第一个游牧帝国，控制区域极其广阔，东尽辽河，西穷西域，南达黄河中游，北抵贝加尔湖。

关于匈奴的兴起，一种解释是因为秦长城的修建，长城体现的是新成立的农耕帝国的意志，以武力强行封锁了原本游牧民族也可以共享的北方资源，迫使长城以北全面游牧化，并且不得不与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进行竞争。匈奴国家体系的形成，就是为了这种竞争而建立的战争机器。简单地说，长城是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和经济模式竞争的产物，而匈奴国家又是长城的产物。

当农耕民族被整合为一个华夏帝国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也不得不为了生存而联合起来。用一个西方学者的观点来说，匈奴国家的产生，是北方草原部族对华夏帝国形成的一种因应之道。

秦汉时期，匈奴与中原农耕民族围绕长城战争持续不断。汉初，匈奴主要活动在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以北的阴山一带。阴山多禽兽，很适合狩猎，这里也出产很多木材，可以用来制作弓箭。

原始游牧民族大都住在毛毡做成的帐篷中，一般以两三顶毡帐为一“落”，几百落构成一个“部”，各部之间以血缘联姻构成“族”。应该说，匈奴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为打败中原农业王朝而联合起来的游牧帝国。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谈到他的草原帝国时骄傲地宣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至明清，北方草原先后出现过许多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女真等。根据史籍记载，这些游牧民族的来源各有不同。虽然出现在相同区域，但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兴替毫无相似之处。中原改朝换代，总体上属于汉族内部不同家族的斗争和权力洗牌，但在草原地带，基本不存在农耕地区那样的家族和民族。

草原几乎横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北方，从漠北到西域，从蒙古高原到黑海北岸，从大兴安岭到高加索山，这片区域极其广袤，而且基本处于同一纬度，各种各样的游牧部落生活其间。他们既有黄种人，也有白种人。因游牧生活是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所以没有稳定的民族。草原部族一般都比较原始，最多也只是部落联盟，这也导致难以形成民族国家。总体上来说，人们只有部落认同，而没有民族认同。

民族和国家都是一种记忆共同体，也就是基于共同的历史。草原生活既不存在土地私有，也没有边界概念。因为没有文字，一般也没有历史记录。但草原这种部落林立、语言各异的自然状态并不是没有变化，每当某个部落比较强大，又有一个擅长征战和组织的强人，松散的草原就会得到整合，形成战争化的权力联盟。接下来，草原上层再通过联姻，就有可能发展出一个具有相同文化和血统的统治政权。从冒顿到成吉思汗，基本都是如此。

每当草原民族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中原的政权就必然会受到威胁，遭到侵犯。在沉重的军事压力之下，中原地区便在无形中增强了族群认同和凝聚力；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留下共同的记忆，成为中国历史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历代中国正史都在强调北方可汗的南侵必须被阻止，南方与西南蛮夷的叛乱应被抚平，而分裂的中国终须统一”。

这些所谓的“华夏边缘”对于中国而言，如同一种铭心刻骨的镜像，强化了华夏民族的自我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的“汉族”就是这样形成的。从秦汉以后，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基本稳定下来，这种“互动”与“融合”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可以说，没有边缘就没有中央，无论是武力驱逐、羁縻，还是贸易与和亲，无论中原王朝是强大还是弱小，是分裂还是统一，努力维持华夏边缘都是一件政治正确的大事。

华夏边缘的维持与华夏的统一实为一体两面。如果我们将中国人或华夏比喻为一个木桶，华夏边缘就像是紧紧将所有木片合拢在一起的铁箍；铁箍一断，木桶就散了。这便是为何在历史上，中国常不惜代价来维持此边缘。

作为游牧民族，匈奴以骑射为本，匈奴骑兵在不作战时仍是一个猎人或牧民，打仗只是狩猎的另一种形式，是为了掠夺财物，唯利是图，因此他们并不愿意为此丢掉性命。

在草原上，匈奴首领对部属也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因为游牧具有很大的“移动性”，可以轻易迁移到很远的异地。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述说了匈奴的习俗：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

对马背上的匈奴人来说，打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打仗可以发财，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无所谓失败和羞耻。仗打赢了，斩一敌人首级，只能得到一杯酒的象征性赏赐，而缴获的财物才是自己的，抓获的俘虏还可以做奴隶。因此，他们喜欢把敌人引进埋伏圈，然后包围，像围猎一样；打仗就像打猎一样，有利可图，人人争先，但如果出师不利，马上就作鸟兽散。

很明显，匈奴人的道德观与汉人完全不同，他们在战场上并不注重“利他”的牺牲，或者“为公”的见义勇为。

就单兵的军事技能而言，匈奴人确实技高一筹。不过，匈奴从军事上或许可以打败中原人，但游牧文化下，他们难以建立完善的官僚统治制度。他们擅长的是在运动战中对敌人进行围攻，而不是近身格斗的阵地战。阵地战和近战会造成惨重的兵员损失，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究其目的，他们进入中原只是为了劫掠。

可以看出，这与秦汉帝国的战争目的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