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1）

罗庸

这是一个很陈旧的题目，已经有许多人讲演过或作过文章。我所以还要讲这个题目，只不过想述说自己的一点看法。我根本不懂外国诗，也不大懂中国的新诗，这里所谈，大半是根据中国旧诗而说的。

诗人一名，大概在战国时就有了。《楚辞·九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从此便成为两汉人习用的名词。

辞赋兴起以后，又有了“辞人”一个名词，与诗人相对待。扬子《法言·吾子》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足见汉人把诗人看得很高。

六朝人尊视屈赋，以为上不类诗，下不类赋，于是又造了“骚人”一个名词。昭明太子《文选序》说：“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赋，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后人遂以骚人之文，与变风变雅等量齐观。李白《古风》：“龙虎相啖食，兵革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正袭《文选序》之意而来。大致自战国至盛唐，诗人骚人，始终是很尊贵的名词。

宋代以后，忽然又有“墨客”一个名词岀来，与骚人相对待。这名词不知始见何书，但彭乘的笔记就题名《墨客挥犀》。自从这名词出来以后，凡能作两句歪诗者，就都以骚人墨客自居。其名愈俚，其实愈滥，几至不可究诘。但有一件事是好的，便是从此很少有人唐突诗人这一个尊称。

近二十年来，新诗发生，由外国诗的影响，诗人一名，才又在新文坛上出现。于是，凡有一两本诗集岀版者，大家便群以诗人呼之。诗人一名，几乎代替了当日的骚人墨客。

我不知道在外国是否应当如此，若在中国，诗人一名，是不应该如此滥用的。

所以，诗人这个题目，有重讲一次之必要。

记得闻一多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诗”和“志”古来本是一字，志就是史志，所以诗人也便是史官。这话非常确切。《毛诗·关雎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孟子也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可见诗之用即史之用，诗人也就等于秉笔的史官。

史官是多识前言往行的，所以诗人必须是蓄德的君子。《易·大畜象辞》：“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小雅·四月之卒》章：“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这作歌的君子，便是诗人。

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便是博文约礼的工夫，《论语·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赞叹孔子，也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所以诗人必须好学下问，虚己受人，内之为集义择善之资，外之为鉴往知来之助，迨其深造自得，由博反约，自然卓尔有立，笃实光辉。诗人之大本大源，全在于此，试看大小雅里那些忧时念乱的诗人，哪一个不是多识前闻，强立不反的？如《大雅·召旻》之五章：“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七章：“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于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如《小雅·小旻》之四章：“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如果不是娴习史事，深明于治乱之故，如何说得出来？就是屈原，也是因为“明于治乱”，才能坚决地说“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的。后世诗人，如陶渊明，也是“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才能“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穷节”的。如果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纵令终日俪白妃青，嘲风弄月，正是孔子所谓“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者，如何算得诗人。

君子是“无终食之间违仁”的，所以诗人必须纯是一片民胞物与之怀。因为仁者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视天下一物未康，即亏吾性，才能够同天下之忧乐，忘一己之得失，此非真能克己复礼者不知也。三百篇之伟大不可及，正在此处。如《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僭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如《小雅·节南山》之五章：“昊天不佣，降此鞠汹。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阕。君子如夷，恶怒是违。”以及《大雅》的《板》《荡》，《小雅》的《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各篇，莫不悃诚恻怛，字字血泪，而绝与作者个人之得失荣辱无关。自诗教废坏，作者之心量日狭，蔼然仁者之言，日以少见，除了《离骚》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子美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颇得诗人之旨外，如阮籍《咏怀》，陈子昂《感遇》，元白《新乐府》，只算得“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此外硁硁自守，归洁其身者流，都只算得自了汉，不得称为诗人的。如终日孜孜，只在自身利害上打妄想，便是不仁之甚，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者，此正诗人之所悲愍，又如何算得诗人！

多识前言往行便能彰往察来，所谓因革损益，百世可知，才能于其所学，确然不惑，所以诗人必须是事烛几先的知者。因为真能克己复礼者，必能寡欲养心，此心不为物蔽，则深静虚明，无微不照，所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也。如《小雅·正月》之四章：“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如《魏风·园有桃》：“园有桃，其实之殽。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所谓“视天梦梦”“其谁知之”，皆众人皆醉，诗人独醒之境。以一醒处众醉，虽大声疾呼，终无救于沦胥，此千古人类之悲剧也。屈原最能不疑于其所行，所以《离骚》里一再地说：“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真可谓掬出肝胆。此后如杜子美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悲陈陶》《悲青坂》《留花门》，白乐天《新乐府》里《立部伎》《时世妆》各篇，都有见微知著的意思，去风雅未远。诗人之即为哲人，正在此处。若乃奄然媚世，随波逐流，甚至长君之恶，文过饰非，则是侧媚小人，曾俳优之不若者，又如何算得诗人！

知者必不惑，仁者必有勇，所以诗人必能以天下为己任。孔子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最能见此精神。屈原的“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更纯是一片迈往之怀。盖有猷有守则必欲有为也。但必须真是能知能仁，才不是欺人之谈，否则徒作大言而已。如杜子美的“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大概还有几分把握；像李太白的“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恐怕便是无验之谈了。后之作者，或离群绝世，甘自隐沦，或猖狂妄行，大言欺世，都是不得中行，有违敦厚温柔之旨，都算不得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