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2）

第四种标准可以叫作“文化价值的标准”。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按照这种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们写思想史、文学史或美术史的时候，详于灼见的思想而略于妄诞的思想，详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恶劣的作品，至少有大部分理由是依据这标准。假如只用“新异性的标准”，则灼见的思想和妄诞的思想，精粹的作品和恶劣的作品，可以有同等的新异性，也即可以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史家无理由为之轩轾。但事实并不如此。文化价值的观念，每随时代而改变，故此这标准也每随时代而改变。有些关于文化价值的比较判断，至今还不能有定论，史家于此可有见仁见智之异。

第五种标准可以叫作“训诲功用的标准”。所谓训诲功用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按照这标准，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旧日史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的标准。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见，这标准在史学里是要被放弃的。所以要放弃它，不是因为历史不能有训诲的功用，也不是因为历史的训诲功用无注意的价值，而是因为学术分工的需要。例如历史中的战事对于战略与战术的教训，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历史人物之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可属于应用社会学中的“领袖学”的范围。

第六种标准可以叫作“现状渊源的标准”。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标准，史事和现状的“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有助于现状的解释，则愈重要。大概地说，愈近的历史和现状的“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故近今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论。历史的线索有沉而复浮的，历史的潮流有隐而复显的，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远古而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复活于人们的心中。

以上的六种标准，除了第五种外，皆是今后作选择的历史叙述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系统地采用的。不过它们的应用，远不若它们的列举的容易。五面倶顾的轻重的比较，已是一样繁难的事。而且这五种尺度都不是有明显的分寸可以机械地辨别的。再者，要轻重的权衡臻于至当，必须熟习整个历史范围的事实。而就有些历史范围而论，这一点会不是个人一生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所以对于有些历史范围，没一种选择的叙述能说最后的话，所以有些选择的历史叙述的工作，永远是一种冒险。

二、史实的综合

以上论通史之去取详略的标准竟。

其次，我们对于任何通史的对象的知识都是一片段一片段地积累起来的。怎样把先后所得的许多片段构成一个秩序，这是通史家所碰到的第二个大问题。自然这里所谓秩序，不能是我们随意想出的秩序，而必须是历史里本有的秩序。那么历史里本有些什么秩序呢？

最原始的历史秩序乃是时间的秩序。所谓时间的秩序就是史事发生的先后。采用这秩序就是把史事按发生的先后来排列。最原始之综合的历史记载，都是单纯地采用这秩序的，都是编年排月的，都是所谓“春秋”。自然，以时间秩序为纲领的历史记载，不一定要编年排月。第一，因为有些史实的年月日，已不可考。第二，因为有些史实的年月，我们不感兴趣。第三，有些史实的时间位置是不能以年月日来定的，例如典章制度。这种秩序的要素在时间的先后而不在时间的细密的度数。

时间的秩序可分为两种：一、单纯的；二、复合的。复合的时间秩序又可分为两种。第一是以时间为经而以史事之地域的分布为纬的，这可称为分区的时间秩序。第二是以时间为经而以史事的类别为纬的，这可称为分类的时间秩序。采用单纯的时间秩序的历史叙述，可称为纯粹的编年体，例如《春秋》是也。采用分区的时间秩序的历史著述，可称为分区的编年体，例如《三国纪年》是也。采用分类的时间秩序的历史叙述，可称为分类的编年体，例如《通典》《文献通考》及种种“会要”是也。过去的“正史”大体上可说是纯粹编年体和分类编年体的组合，或纯粹编年体、分区编年体和分类编年体的组合。

现在凡作综合的历史叙述的人，都会轻视这些“编年”的体裁而不屑采用了。但编年的体裁虽然是最粗浅的，却是比较最客观的，因为原始的秩序的认识是最少问题的。初作综合的历史研究的人，对于历史的本质还没有深刻的认识的人，最聪明的办法还是谨守“编年”的体裁，因为这样，他的结果虽不是final却可以是conclusive，别人还可以利用他的结果作更进一步的综合。否则会“画虎不成”，工夫白费的。即使就艺术的观点论，编年体亦未可厚非。第一流的小说也有用日记体裁写成的。

但是我们毕竟不能以原始的秩序为满足。因为史实不仅有原始的秩序。只认识它们的时间秩序并不能完全了解它们。要完全了解一件事实就是要知道它和别的事实间的一切关系。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对于一件事实和别的事实间的关系所知愈多，则对它的了解愈深。

那么除了上说原始的秩序外，历史还有什么秩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