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民间乐府（3）

按其事详《汉书·翟方进传》，兹节录如下：“义为东郡太守数岁，平帝崩，王莽居摄，义心恶之。谓陈丰曰：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设令时命不成，死国埋名，犹可以不惭于先帝。于是举兵，立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郡国皆震，比至山阳，众十余万。莽大惧，乃拜孙建为奋武将军，凡七人，以击义。攻围义于圉城，破之。义与刘信，弃军庸亡，至固始界中，捕得义。尸磔陈都市。莽尽坏义第宅污池之，发父方进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烧其棺柩，夷灭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莽于是自谓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此其本末也。《王莽传》亦谓：“莽既灭翟义，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矣。”然则义不死，莽不得篡汉也。

此篇之作，其当翟义兵败被捕之时乎？《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有平陵县。”注云：“昭帝置，莽曰广利。”在今西安市咸阳县西北。曰平陵东，松柏桐者，暗指莽居摄地也。《后汉书·郡国志》，长安下，注引《皇览》云：“卫思后葬城东南桐松园，今千人聚是。”是知汉时长安固多植松柏梧桐也。不知何人者，不敢斥言，故云不知也。交钱百万两走马，言如其可赎，则不惜以百万巨资赎之，盖汉法可以货贿赎罪也。然义于新莽，实为大逆，罪在不赦，故曰亦诚难。顾见追吏，想象之词，言营救者法当连坐，自身且将为吏追抓，正所谓诚难也。钱既不能赎，则唯有救之以力耳，故云归告我家卖黄犊，言欲卖牛买刀，以死救之也。观末语，知此歌必出于民间。

作者作此诗时，殆尚不知义之已死，故犹存万一之望。吴兢以为门人悲义之见害，后人不察，牵强为说，皆非诗意。按《后汉书·王昌传》：“王昌一名郎。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立郎为天子。移檄州郡曰：‘王莽窃位，获罪于天。天命佑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拥兵征讨。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间，朕仰观天文，以今月壬辰即位赵宫，盖闻为国，子之袭父，古今不易。刘圣公未知朕，故且持帝号，已诏圣公及翟太守亟与功臣诣行在所。’郎以百姓思汉，既多言翟义不死，故诈称之，以从人望。”考翟义被害，在居摄二年冬，下迄更始，凡十六年。据此，则当日翟义之死，民间或不遍知，故历十余年后，犹多有不死之传说，因而王昌辈得以诈称之。然义之忠义，其感人之深，结人之固，亦正可见。此诗所以有“义公”之目，与心恻血出，归家卖犊诸语也。旧以为出义门人，正不必尔。呜呼，乐府“缘事而发”之言，岂欺我哉！

西汉民间乐府，约如上述七篇。其《东光》一曲，咏汉武平南越事，然张永《元嘉伎录》云：“《东光》，旧但有弦无音，宋识造其声歌。”则此曲终当存疑也。

东汉民间乐府——论东汉乐府之采诗

西汉之有民间乐府，因其事见班书，故可无疑。东汉则乐府之设立，史无明文，藉令有之，其是否仍采用民谣，一如武帝故事，尤属茫昧，此诚一先决问题也。就下举诸事实观之，则东汉初年，盖已有乐府，且仍必采诗也。

按《后汉书·祭遵传》：“建武八年秋，复从车驾上陇。及嚣破，帝东归过汧，幸遵营，劳饗士卒，作黄门武乐，良夜乃罢。”又《光武纪》：“建武十三年三月，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又《南匈奴传》：“建武二十六年，南单于奉奏诣阙，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祭祀志》：“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又崔豹《古今注》：“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轮》，其三曰《星重辉》，其四曰《海重润》，汉末丧乱，其二章亡。”凡此，皆光武时事也。使无乐府之设立，恐不能至此。蔡邕《礼乐志》谓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二曰《周颂雅乐》，三曰《黄门鼓吹》，四曰《短箫铙歌》。按明帝永平三年八月，改《大乐》曰《大予乐》。则知至明帝时，乐府且益形完备。又《安帝纪》：“永初元年九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汉官仪》曰：“黄门鼓吹，百四十五人。”是迄东汉中叶，且以乐府人员过剩为患矣。

至于当时乐府，仍必采诗，则亦有足取证者。两汉政治，有共同之特点者一：即民意之重视是也。易言之，即歌谣之重视是也。如《汉书·韩延寿传》：（延寿）徙颍川，颍川多豪强难治。延寿欲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

师古注：“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又《王尊传》：

尊居部二岁，怀来徼外，蛮夷归附其威信。博士郑宽中，使行风俗，举奏尊治状，迁为东平相。

又《谷永传》：

永对曰：“臣愿陛下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存恤孤寡，问民所苦劳。”

所谓“使行风俗”“循行风俗”，盖即古者“听于民谣”之意，亦即延寿所云“人人问以谣俗”是也。而《王莽传》亦云：

元始四年四月，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其秋，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徳，凡三万言。

事亦见《后汉书·谯玄传》。此虽出于风俗使者之欺下罔上，假造民意，但亦足觇当时政治重视民意之风气焉。惜此三万言之假造歌谣，今皆不存，否则对于吾人研究诗体之流变者，必有不少裨益，以其内容虽为假造，而形式则必为当代民歌之形式也。

此种重视民谣之风气，至东汉犹未稍歇，并实行以民谣为黜陟之标准。故范晔《后汉书·循吏列传》叙云：“初，光武起于民间，颇达情伪。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兹更举其事之见于本纪及列传者，节录如下。《顺帝纪》：

汉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4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

《周举传》：

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忠清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

《雷义传》：

顺帝时，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

以上皆顺帝时事。《刘陶传》：

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凤凰。其言忠切，帝以让戫、济。由是诸坐谣言徵者，悉拜议郎。”

《蔡邕传》：

熹平六年制书引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邕上封事曰：夫司隶校尉，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别白黑者也。伏见幽州刺史杨熹等，各有奉公疾奸之心，熹等所纠，其效尤多。余皆枉桡，不能称职，公府台阁，亦复默然。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今始闻善政，旋复变易，足令海内，测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忠清，平章赏罚。

则知在光和五年前，当熹平之五年，已尝有谣言奏事之议，但未实行，故邕以为言。此皆灵帝时事也。而观《季郃传》：“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则东汉采诗之举，并远在顺帝以前，当和帝之世矣。今乐府有《雁门太守行》，其篇首云：“孝和帝在时，雒阳令王君”云云，亦足资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