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国驻波兰使官

1969年9月11日，去越南参加胡志明追悼会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在返回途中秘密在北京机场停留，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中苏两国首脑的突然会晤，中苏紧张关系的趋向缓和，使富有国际局势敏锐眼光的尼克松受到震动，也使美国人感到紧张、困惑。尼克松是从《华盛顿邮报》上获悉这一消息的。原来两家吵得那么厉害，都动起手来了，怎么又谈起来了呢？他担心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晤会导致中苏关系的缓和，这是对美国不利的。他感到有一种坐失良机的懊悔，急于要了解周恩来与柯西金谈了些什么。当时唯一的渠道就是华沙两国大使会谈。他立即召见基辛格，要他急电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尽快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试探能否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在白宫总统办公室门外，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回国述职，坐在门外等候尼克松接见。

基辛格看见了，走了过去说，沃尔特，你从波兰回来了？

沃尔特回答说，回来述职，等待总统接见。

基辛格附耳轻声对他说，如果在社交场合见到中国大使，请和他接触，告诉他美国准备与中国认真会谈。

沃尔特先是一愣，明白意思后赶紧点头答应，说，只是有困难，根据以往的经验，每当美国外交官员远远遇到中国外交官员时，中国外交官员总是及时地回避，像回避瘟神一样。

基辛格下了指令：想办法不让他回避，黏上去！一定要追着中国人，哪怕追到厕所里去，也要把关系接上！

1969年12月3日晚间，在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沃尔特急着寻找中国外交官。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外交渠道，早已堵塞多年，所以美国国务院的人甚至说不准中国驻波兰大使是哪一个人。美国驻波兰大使馆的几个人悄悄向几个亚洲外交官打听，高兴地弄清楚了那几个发愣的外交官，就是中国大使馆的人。

沃尔特在门口与中国驻波兰使馆代办雷阳不期而遇，中国使馆官员欲循惯例扭头回避，沃尔特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迎上去。

雷阳转身就走，不予理睬。走出几步，扭头发现沃尔特喊叫着追了过来，他索性离开大厅，走出大门，走向自己的汽车。雷阳拉开车门，眼看就要钻进去。

拔腿跑过来的沃尔特急了，情急生智，干脆喊了起来：等等，中国代办先生！美国大使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

他一连喊了好几声，而且眼看已经追到汽车跟前了。雷阳听见了，一愣，犹豫了一下，还是钻进汽车开走了。

沃尔特失望地又冲着汽车大叫了一声：美国要跟中国重开谈判！

在那种动不动就会扣上“右倾”“投降”帽子的年月，雷阳在没有接到国内指令之前是绝对不敢擅自与美国大使接触的。后来，周恩来曾半开玩笑地对基辛格说，华沙那一幕差点没让中国代办得了心脏病。

信息还是传到了北京。

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拿着一份电报说，总理，我国驻波兰大使馆来电，美国的外交人员到处追寻我外交人员，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

周恩来看过电报，忍不住笑了，对秘书说，好啊，通知外交部，立即回电我国驻波兰大使馆，嘱其积极响应。

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先后收到美国总统尼克松委托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传递过来的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信息，并且注意到了美国政府在11月间为改善中美关系而采取的一个象征性行动——撤走了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一直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美国驱逐舰。所以周恩来指示驻波兰大使馆“积极响应”。

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书房，周恩来走进来，欣喜地说，主席，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毛泽东问，找着哪个门道了？

周恩来说，找着中美政府进行直接接触的渠道了。昨天晚上，我看了驻波兰大使发回的电文，美国驻波兰大使追着我们的使馆官员，转达尼克松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具体会谈的意愿。

毛泽东决定说，可以转告他，尼克松如果要同我们接触，尽可以利用官方渠道。

周恩来说，中断了三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是否可以批准恢复了？

毛泽东说，虽然谈不出什么名堂，坐下来交换交换意见总是好的。批准恢复。

两天后，中国使馆打电话给斯托塞尔，邀请他到中国使馆喝茶。这回斯托塞尔有点惊诧，因为他知道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后来，这件事倒成了斯托塞尔引为自豪的一桩事，他成了第一个大摇大摆从正门走进中国大使馆喝茶的美国外交官。

1970年1月8日，一辆插着中国国旗的高级轿车公开醒目地停在美国大使馆门口，雷阳也来这里造访了。雷阳和斯托塞尔隔着桌子面对面地坐着，商谈了一个多小时，双方同意在1月20日恢复华沙会谈。1月和2月，中美举行了两次会谈，中方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打动了美国人的心。中国代表还建议把会谈地点移到北京，并暗示欢迎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这让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意外又兴奋。

虽然恢复了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但尼克松并不满意。他说，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

1970年的2月份，他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报告上说：“中国人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这是尼克松第一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

这一天，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书房，毛泽东正在伏案写着什么，秘书拿封信走进来，报告说，主席，这是周总理写给您的信。

噢。毛泽东接过短信，轻声念起来：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念毕，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正当中美双方通过传递信息逐步走向高级接触时，1970年3月，发生了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国政府不得不单方面中断刚刚恢复不久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在华盛顿白宫总统办公室，基辛格沮丧地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好不容易恢复的美中华沙大使级会谈，中国方面说我们出兵侵略了柬埔寨，宣布取消原定于5月20日举行的第137次华沙会谈。

尼克松也很泄气：好不容易拉起来的一根线，又断了。

基辛格焦虑地说，二十年隔绝给美国政府首脑的惩罚，就是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接近中国领导人。

尼克松充满信心地说，不要泄气，继续努力。我们的行动是有限的，我相信他们的反应也会是有限的。继续抛出鱼饵，宣布减少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活动，要求众议院从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