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追随（1）

1928年3月13日，正在田里给人犁田的四川省巴中县化成乡蟒螳坝村周家塝的农民周作乾，忽然看见大女儿周永莲朝他飞快地跑了来，一边气喘吁吁地跑，一边大叫：“爹，爹，妈生了……”

周作乾来不及唤住牛就回头问：“生了个啥？”

半大的周永莲说：“妈说是个放牛娃！”

周作乾一听这话，爬上田坎，连脚上的泥巴也顾不得洗，撒腿便往家里跑。刚跑到院子里，就听见从屋子里传出“哇──哇──”的婴儿哭声。二女儿周永凡、三女儿周永兰听见脚步声，知道父亲回来了，便迎了出来，齐声对周作乾说：“爹，妈说给我们家生了一个掌犁把的，你今后可以少编两个草背篼了。”

周作乾满脸喜色，嘴里一边“啊！啊！”地回应女儿，一边迫不及待地跨进屋子，对床上脸色苍白的女人道：“娃儿妈，你又生了一个啥娃子哟？”

妻子黄氏含着眼泪看了丈夫一眼，声音有些虚弱却也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回答了周作乾一句：“这下你放心了，有人接你的犁把了！”

周作乾突然双膝向地下一跪，满脸涕泪横流，朝苍天叫了起来：“老天你终于睁眼了，我周作乾有出头的这一天了！”说完又叫：“爹呀，爹呀，你可听见，你儿媳妇生了一个带把儿的了……”

可是苍天无语。

周作乾的父亲自然也不会答应，因为这个叫周仕安的佃户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长年累月带着儿子周作乾靠给一些有钱人家当长工维持生计，因为积劳成疾，几年前死了。由于父亲死在外地，按当地风俗和族规，不能安葬在周家塝老坟园内，周作乾只得找了一个石骨子荒坪，将父亲安葬在那里。

周作乾心有不甘呀！可谁叫自己是穷人呢？

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以为有了儿子就能改变命运。

婴儿清脆嘹亮的啼哭，打破了山村静谧的空气。

左邻右舍的乡邻一齐拥了过来，问道：“周大哥，生的‘田边转’还是‘锅边转’？”

老实巴交的周作乾脸上挂着几分腼腆的笑容：“打牛屁股的。”

一听说是“打牛屁股的”，乡亲们连连打拱。懂一点天干地支历法的人，一边打拱一边说：“今年是龙年，闰二月还没过，又占一个龙字，这娃生的日子好！好！”

日子好不好，周作乾不知道，不过这娃确实出生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在他出生的前一个月，有个叫毛泽东的共产党人率领一支叫“工农革命军”的部队，在井冈山地区打破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初步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他出生的后一个月，又有一个叫朱德的共产党人，带领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周作乾当然想不到自己这个刚刚降临人间的宝贝儿子，后来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那个叫“共产党”的组织。

周作乾不知道这些不要紧，只要是个带把儿的“田边转”，能为他续上周家香火，改变命运，他就心满意足了。

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小名——“金娃子”。

可是金娃子的童年并不是金色的。虽然父母把他视为宝贝疙瘩，可因为他的到来，家里多了一张嘴，使本来贫困的日子雪上加霜。父亲打长工那点收入，要养活他们姐弟四人，实在太困难了。一天晚上，周作乾和黄氏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把小女儿周永兰送人。周永开回忆，三姐抱养给别人时，他都有一些印象了。他说三姐紧紧抱着母亲的大腿，哭得死去活来。母亲也一样，紧紧搂着女儿舍不得松手。稍大一些，金娃子还觉得自己不该来到人间，要不是自己，三姐怎么会那么小的年龄就和父母骨肉分离，天各一方呢？

屋漏偏逢连夜雨。周永开3岁多时，冬天的一个夜晚，距周家塝十里之外有个财主家死了人，周作乾去抬丧，顺便挣几个小钱。可就在那天晚上深夜，突然来了一伙土匪闯进周家，把家里准备过年的一点粮食和一口猪抢跑了。看见土匪，黄氏紧紧地把金娃子搂在怀里，和女儿们吓得魂飞魄散。幸好土匪只是抢东西，没有伤人。

到第二天掌灯时分，周作乾回家一看，先也像失了魂一样呆若木鸡，过了片刻，一家人才抱头痛哭……

黄氏受此打击，一病不起，没两年就撒手人寰……

那时金娃子还不满6岁。母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逐日恶化，大姐周永莲、二姐周永凡受生活之迫，相继早婚出嫁，只剩下金娃子与父亲相依为命了。

转眼金娃子该上学了。尽管身处一个军阀纷争、民不聊生的动乱年代，但为了让孩子今后不要像自己一样受穷，周作乾顶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在金娃子9岁多时，把他送进了村里的私塾。正是在私塾里，老师把“金娃子”的小名换成了“周永开”这个大号。后来，周永开回忆起在村里读私塾的情形时说道：“在私塾读的什么书呀？尽是孔孟之书，读了几年，换了四个先生，可是只教我们认字，没讲怎么做人，这个社会是什么状况，一律不讲。”

读了几年“子曰”“书曰”的死书，金娃子转眼就到了15岁。在祖祖辈辈信奉“早栽秧子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婚育观念的山民心中，15岁就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于是在这年——1943年的秋天，周永开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与比他大一岁的同村姑娘吴应明成婚。

成亲拜堂之时，满室宾客突然发现新郎官不见了，急忙寻找，发现新郎官正和一群伙伴在外面争抢刚才没点燃的鞭炮，这才把他拉了回去。

吴应明也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山民之家，她的两个哥哥都被国民党抓了壮丁。骨肉分离和家破人亡的痛苦，使她每天都生活在害怕丈夫被抓壮丁的恐惧之中。怎样才能保住丈夫不被抓壮丁呢？一个办法是向乡长、保长“塞包袱”，另一个办法是把周永开送到学堂读书，可以暂时躲避被抓壮丁的危险。吴应明选择了第二个办法，因为向乡长、保长“塞包袱”是个无底洞，像他们这样的贫寒之家哪能有那么多的钱去塞这个无底洞呢？同时，吴应明心里还有一个隐隐的希望——丈夫读了书出来，就可以当穿长衫的教书先生，当了先生的人到底要比一般下苦力的人保险一些。

于是乎，当了新郎的周永开，重新背上了书包。这次他进的不再是读死书的私塾，而是鼎新场的新式学堂——化成小学。

为了给周永开攒学费，吴应明在家里帮人做鞋、织布。她一夜纺四两棉线，三天织两截白布，据后来成为达县地区科协主席的地下党员李范久回忆：“每次因工作到周永开家里去，老周的爱人替我们撵撵狗、拖拖板凳、递杯老荫茶，在不声不响地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就到隔壁堂屋里去纺她的线、织她的布了。”“我甚至觉得，从隔壁堂屋里传来的吱吱呜呜之声，不再是纺车、织机的歌唱，而是松君在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