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1）

在我们不算先入为主，根据历史代际规律形成的事先印象中，张化这代人显然要被归为“特别能吃苦”的一代。他刚参加工作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石油工业战线虽还笼罩着“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不过就西南油气工业面临的一个时代来说，处处还是昂扬着“艰苦奋斗”的主旋律。

当然这也正如前述，张化走出校门，一来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参加工作，就和许多“净化人”一样，一方面要面临脱硫攻关的各种难点课题，一方面还要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地去建设那一套接着一套的净化装置。当时，张化们的工作时间基本没有上下班之分，就是到了晚上，也很少回到宿舍放松手脚地睡个好觉。无论是建东溪净化厂也好，还是建设威远脱硫一厂和二厂也罢，他们基本上都是连轴转。太疲倦了，张化就在值班室或工地上眯上十多二十分钟，然后根据个人生物钟的“按时反应”醒来，“一咕噜”爬起，拍打几下身上的泥灰，接着埋头又干。那时，西南油气田“净化人”的创业前辈，几乎每个人都没什么昼夜概念，只要睁着眼睛，他们就会一刻也不停止地干活。他们的工作生活场所——比如像建设威远脱硫一厂时——都以搭在工地火机边的竹席棚棚为中心。每个人吃住都在棚子里，一遇火机放空，硫化氢便开始四下蔓延，张化与设计院的几个技术员就会在棚棚里边中毒。

那时，净化厂工人中毒的问题也很普遍，不过相对来说还是张化和设计院的技术员在席棚里中毒的次数比他们要多一些。

张化在威远脱硫一厂工作，当时，百废待兴的净化专业只有他这么一个大学生，被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副总工程师周学厚安排在威远的大山里当技术员。

好几次，他都被火机放空带出的硫化氢熏了，不过，每一次好像又没出过什么大事。中毒后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也不用休息，只要伸伸脖子，再转几下脑袋，接着双手高举着将身板儿往直挺几下就算扛过去了。不过，那年冬天，他在工地上遇到的那场大火，就没让他轻易“过关”了。

那场大火，烧毁了工地上的所有席棚。

当时，西南油气工业净化专业的最初体系还没成型，对不少装备的自主设计还不十分完善。高压放空管、低压放空管都被连在同一管线上边。由于“大三线建设”正如火如荼，按照“大厂上山，小厂进山”的指导原则，为“威成管线”供气的净化厂也要严格按照“五个梯次”结构，建在威远县境内的一座山头。

这个结构是这样的：脱硫环节在第一个台阶，回收环节在第二个台阶，放空环节在第三个台阶，相关工序及工艺就这样人为地被分隔了。那么，脱硫这道工艺就形成了一种高压状态，回收酸气放空就处于一种低压状态。两种压力不同的放空管被同时接在一根水封管上，水封管正好又是低压的状态，那么只要高压阀门一放气就容易把水封管突然撕裂。水封管一旦撕裂之后，酸气就会无法阻挡地向外“哧哧”喷射。

这天，张化突然听到工人跑来向他报告：“张技术员，你搞快点哦，水封管又在冒酸气了！”

他赶忙冲出值班室，飞跑上去处理险情，结果当他正要关掉阀门的时候，身上不但突然着火了，烈火还蔓延到了工地上的其他易燃附着物上。

满身是火的张化迅速将阀门一个一个地关好，然后才从高高的台阶上直接往下滚。滚下山坡，他在平地上又翻滚了几个来回，好不容易才将棉衣上的烈火滚灭。

这次火灾将张化的脸烧得脱了一层皮，一头乌黑的头发在“滚火”的过程中也被大火燎得没剩多少了。“完了，张技术员这回肯定遭球了！”几个工人将他抬上一辆人力“板板车”，边跑边喊，一路向医院狂奔。

设在红村石油会战总指挥部的石油医院，条件和军队战时野战医院一样，简陋极了。但张化没死！躺在一张铁床上，输了两天液，他就趁医生不在时跑回正处于开厂试产节骨眼上的“威二厂”上班去了。

他的脑袋、脸部全被纱布严严实实地捂着，但还是硬撑着摇摇晃晃地在建设工地上跑来跑去。

有人说：“您应该在红村多住几天，等伤好了再回去嘛！”

“不行的，厂里只有我一个技术员，我不回去就有可能要出问题。出问题了，真没哪个负得起那个责！”张化道。

“您当时的样子，要是拍成纪录片一定很‘拉风’哈？”有人故意和他开起了玩笑。

张老哈哈一笑说：“拉个啥子风哦，那种样子，跟个伤兵一样，说是看上去很狼狈倒还差不多，哈哈！”

“建设威远气田的两个净化厂时，我们除不时在施工中受伤之外，工作中毒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张化说，“威远净化厂的第一批脱硫工人，是我从秀山与荣县等地招来的……”他招来的这批人，其实大部分人没有什么文化，有的人甚至连斗大的字也认不了几个。

由于当时净化装置的自动化程度几乎是空白，所以，到了他让工人们控制阀门、看好压力表控制仪的环节，他拿着手里的教科书也不免感到沮丧，不知该拿什么办法来教他们。后来，他终于摸索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即为了让工人学会控制压力表的技能，张化就只好用红油漆“画线线”的办法，来对大家进行培训。具体办法是先在仪表压力高的高处画出一道醒目的红线，然后又在压力低的地方画出一道同样醒目的红线，接着他就告诉工人们脑子清醒一点，一定要记住：一是有的阀门只要看到压力接近红线线时，就必须把阀门开一点；二是到了压力接近低的红线线时，大家就要往回关一点点。

然而这些起点很低的“净化人”，虽说只能用抛开教科书的土办法来教他们，但是有一句说一句，他们在张化的眼里，责任心与个人接受能力最终也不一定都很差。所以，由于工人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加上自动化水平几乎没有等方面的客观原因，大家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山中干活，遇到管线发生泄漏，出现中毒的问题，大家也没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进行及时躲让，或者拿出什么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对它加以及时改进。中毒对张化和两个厂子的工人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中毒了，笨一点的就只好跑到墙边一个人去蹲一会儿，或者“长曰曰”地倒在地上躺一会儿；脑子稍微灵光一点的就懂得跑到风向口去，张大嘴巴用力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或者冲到水池边上，扯下脖子上的毛巾用水浸湿，赶紧捂住嘴巴。等感觉差不多缓过气了，这些中毒者又会自觉跑回岗位，争分夺秒地接着干。

张化老人说，那时他的身体一直很好，中毒了他从来都不把这当回事儿。在他当时看来，有人把中毒说得有多么厉害，说啥子中毒了肯定要得后遗症，会脑壳疼，睡不好觉等，其实大家睡不好觉，长期失眠，应该只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硫化氢进入人的呼吸系统，确实让人无法忍受；二是那时候大家每天都在没日没夜地干活，成天在五个台阶跑上跑下，都在学习“王铁人”，生物钟乱了，睡不着应该也是很正常的。但有时候事实好像又并非如此，因为大约过了三年多时间之后，即1974年，他从山沟里来省城成都，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这时他才有所醒悟，原来大家对硫化氢中毒的那些议论，也不全部都是“瞎吱吱”的。

完成了在基层的几番摔打磨炼之后，周学厚通过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分管领导，将张化这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年轻技术员调到机关。这样，张化每年在机关工作的时间就有半年左右，下到基层去解决问题，和一线生产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的时间，也有大概半年左右。工作生活从此不再昼夜不分，不再与硫化氢和烈火为伍。他说，由于泄漏中毒和那次烧伤留在脸上的伤痕，也就慢慢地缓解和逐渐消失了。

现在，张化每当与人谈论硫化氢中毒给人带来的伤害问题时，观点与年轻时相比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当然，他现在的这种变化，除了随着时代进步，人们的安全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也与当下川渝两地天然气原料气的含硫量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有关。张化说：“现在，我们的净化工人，一线技术人员，要是不幸中一次毒，那肯定就要完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