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前辈（3）

刚招上来的合同工上了一两个月班之后，由于每天参加听广播、读报纸的“政治学习”，竟也纷纷提出了要“闹革命”的强烈要求。因此，面对这种情况，张化作为一名生产一线的技术员，要按照周学厚的三条要求，如期实现威远一厂的开厂试车目标，无论如何都是很困难的。

在这一年中，他在威远一厂可谓吃尽苦头。工人这边，由于文化基础知识的先天性薄弱，根本不懂工业生产是怎么回事，脑子就像一张白纸，更别说明白天然气脱硫的工艺技术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了。面对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张化要把每个工人必须掌握的岗位技能手把手地教会。在他这边，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书本知识之外的实践经验。走出校门被分到四川局，在东溪化工车间，他也只给范恩泽打过下手，跑了几个月腿。技术工艺方面的书本知识对他来说这是他的专业，真要用于实践，通过努力最终不会存在太大问题；但设备装置尤其是各个岗位的操作技能，就让他常常抓瞎了。遇到这种情况，他一是需要依靠责任和胆量，想尽办法去克服困难；二是要靠周学厚在四川局机关用电话来对他进行遥控指挥。

于是，张化和周学厚通电话的时间越来越多。

遇到各种生产上的紧急问题，周学厚就在精神上鼓励张化，给他讲毛泽东、邓小平视察隆昌气矿时，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顶住压力战胜自己，和隆昌气矿的领导一起参加现场汇报，并且取得成功的感受，反复告诫张化遇到天大的事，都要不慌不忙，脚踏实地地勇于面对；对待具体业务无论从早到晚，哪怕是在深夜的一两点钟，只要张化的电话从威远打到成都，周学厚也会毫无怨言，满是耐心地将各岗位操作要领说给他听，让他知道哪些地方应该如何去做。他们每次通话都是四五十分钟，有时长达一两小时。和周学厚的通话中，遇到关键问题，张化会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然后，经过简单的消化，在感到自己大概有把握时，才把有关岗位的工人召集起来，向他们传道授业。

经过努力，厂子终于开厂试车了。

但没过多久，威远一厂涉及的问题还是又像水缸里的葫芦一样，这边刚被张化摁下，那边又一下浮出了水面。设备问题、建设完善问题、工艺问题、操作问题……各种问题在一方面既想好好上班，另一方面又想根据上峰指示去内江、自贡搞“串联”的工人身上集中爆发了。

比如需要启动一台泵时，如果张化当时不在现场亲手将工人的手拉到按钮上去，“革命热情”很高的工人就动也不敢去动一下。面对工人心神不定的这种工作状态，汪忖理说：“那时，张化常有一种心力交瘁之感。”

我们问他：我们在采访张化老人时，他都没说过这些细节，你是如何知道的？

汪忖理说：“净化总厂50年大庆的时候，曾经搞过一个电视片，其中有一集是说张老和周学厚他们那些老前辈的，我看过很受教育，所以印象很深。”

这样，随着汪忖理的介绍，张化在威远一厂的林林总总，便在我们对他的认识中逐渐完整起来。

比如那时，张化一般都在中控室待着，不敢离开半步。中控室那时的条件不像现在这样好，非常简陋。他在里面一边看书学习，一边等待各种问题的出现，一听有人向他报告哪儿出问题了，他就放下书本，立即跑过去想法解决。这样，威远一厂的“五个台阶”，随时都能看到他上上下下的身影。

当然，他在“五个台阶”上上下下，除了要随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怕上班的工人将手里的活儿突然放下，丢下工作不管，私自跑下山去“闹革命”了，如果发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威远一厂就无法正常运转，他也无法向周学厚作出交代。

那时，威远一厂有90多名净化工人。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工人，见张化成天像个羊倌一样，总是瞪大眼睛地将他们像羊群一样盯着，就给他贴了一张错字连篇的“大字报”，批判他“以生产压革命”的“滔天罪行”，然而平时一副书生模样的张化，遇到这种情况他也根本不怕。

他不怕那些“造反”的工人的原因有三：一是遇到他们闹事时，他会把四川石油管理局“革委会”要求威远一厂对成都实现供气的指示拿出来，对他们进行宣读；二是对那些在他面前爱摆“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老资格”的闹事者，他会告诉他们“我比你们‘革命’资格还老，12岁就当过儿童团长了”；三是听到闹事工人背地里骂他“臭老九”时，他就将“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写成标语，贴在车间的各个岗位上去震慑他们。

自从张文彬、张忠良、秦文彩这些领导被打倒，下放到边远山区去蹲牛棚以来，被“川油司”控制的会战总指挥部，当时距威远一厂并不遥远，骑上自行车十多分钟就能跑个来回。“川油司”的“造反派”夺权后，发现威远一厂还在坚持生产，“革命形势”很差，很生气地喊出了“踏平脱硫厂”的口号！他们认为脱硫厂的“革命形势”之所以处于低潮，都是由于张化和工人“还在为走资派卖命”才引起的。

一天，脱硫厂工人队伍中的“保守派”拖了十几根皮管放在威远一厂的门口，张化一见这种情况，去问工人这是要干什么。工人告诉他说：“只要他们敢来捣乱，我们就用酸气‘哧哧’他们！”张化明白工人的真实用意后，吓得一阵头皮发麻。因为他知道酸气一喷出去，那是要出人命的！所以从这以后，张化每天在带领工人搞生产的同时，还要随时留意工厂门口的动向，防止红村的“造反派”与一厂的“保守派”发生冲突。

汪忖理说：“1966年至1967年，张老在周老总支持下，依靠工人坚持生产，不但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开厂试车任务，而且通过‘威成管线”向成都输送的清洁天然气，还有最初30万方、中期70万方和后期100万方这样的生产规模。”他认为，“威远脱硫一厂是西南油气田净化厂的‘种子厂’，后来建设威远脱硫二厂时，一厂工人作为骨干，有一半被分到了二厂；比如一厂分到二厂去当厂长的刘忠明、副厂长吴光荣，都是张化根据周学厚要求，从农村招来的合同工中挑选的突出代表。刘忠明也是西南油气田一名‘老脱硫’，他在那批工人中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吴光荣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经过后来的历练，也是一位很有知名度的‘老脱硫’。这些前辈都是从威远一厂和张化老人一起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