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谣（1）

如果说从朱逢博到总政文工团歌唱家董文华的歌曲蕴含了一个时代的情绪及情感的密码，那么，这个前提无论用在李鹭光，还是用在夏鸿辉身上，应该都不至于离题太远。李鹭光听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实现了他从一名大学生到一线井队技术员的角色转变。然而夏鸿辉呢？比如在他主政西南油气田的时代，听着已在耳边响彻整整7年、此后或许还要继续传唱下去的董文华唱红的《春天的故事》，他又作何感想？

“夏鸿辉，生于1943年，1965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担任过基层技术员、处长等职；1985年至1996年任四川石油管理局副局长；1996年到1999年任四川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1999年担任西南油气田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系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政治比较学博士、学者王林先近年从事“中国领导人思想与国企经济学及西南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曾对“西油工业集群”与“川渝经济增长”进行观察，谈到夏鸿辉与西南油气田的改革问题时说：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夏一直在西南油气工业地质物探一线工作，不但对巴山蜀水每片土地的地质结构了然于心，还是四川盆地勘探规划部署、重大技术问题研发的主要组织者、决策者和推动者。在夏老的职业生涯里，他曾根据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组织西南油气田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对四川盆地进行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总结，提出了勘探工作要结合历史、认清现实、务必实现的“三个转变”：

首先是勘探目的转变。以大中型气田为勘探开发目标，他坚持把层状孔斜性储层列为重点。自四川石油管理局首任局长张忠良奉命入川，组建、领导大西南的石油队伍，在川渝两地开气找油以来，四川盆地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石油部组织、四川局配合，全员全程参与的川中会战、威远会战，还是“西油”自己组织的隆桂会战、广宁会战及川东会战、川东北会战，基本都以缝洞型气藏，即大家常说的洞洞缝缝为主，他和“西油”专家重新规划勘探思路时，将旧有做法及时调整到裂缝孔隙的目标上，这样一来，勘探开发的指导思想就与过去不一样了。

第二个转变，是勘探战略转变。夏鸿辉在当副局长和局长期间，对勘探领域做了不少建章立制的基础工作。比如在他领导下，西南油气田进行了地质勘探的综合研究。特别由于他们注重盆地油气分布规律的研究和对勘探领域的事先准备，把握了重点勘探、深化勘探和战略勘探三个层级的决策重点，在加强新区块和新领域勘探开发力度时，“西油”在接受“川气出川”任务时，遭遇的那种储量不足的压力，就能因气量增长而得到缓解。

第三，对地质勘探工作采取的管理方式转变。在夏鸿辉继杨型亮、董金壁、史兴全、蒋长安之后，接任党委书记、局长之职的“新西油时代”，伴随市场经济的潮起潮落，四川盆地的勘探管理也和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一样，随着中央领导人思想的时代演变，开始在国有大型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时，他们在勘探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建构了勘探项目管理机制，即勘探公司和勘探事业部，就像《春天的故事》这首歌曲刮起的阵阵春风，吹开了笼罩世道人心的迷雾，继而打破了原有的计划体制为主、勘探力量分散的被动局面。

在夏鸿辉领导四川盆地勘探工作时，西南油气田先后发现天然气探明储量4700多亿立方米，是1985年之前30多年探明总量的2.4倍，为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打下了基础。比如他们先后发现的潼南磨溪气田、邛崃平落坝气田、垫江沙坪场气田等30多个大中型气田，特别是在四川开江县与重庆开县境内于1980年发现的五百梯气田，2000年在川东北宣汉县发现的罗家寨气田，这两个合计储量上千亿立方米的特大型气田，无疑为四川盆地拥有全国首屈一指、“最大的天然气产销基地”之誉创造了条件。

1996年底，夏鸿辉全面主持企业工作后，“西油”提出了油气勘探开发注重经济产量、提高开发建设水平的思路，将提高天然气产量以满足社会需求作为重点，从资金、管道和净化等方面，逐一打通了制约天然气产量提高的“瓶颈”，大大提高了四川盆地天然气的输送和调配能力，释放出了天然气的生产潜能。2000年，“西油”天然气产量登上80亿立方米的台阶；2002年，达到了87.6亿立方米。2003年的一次党委扩大会上，夏鸿辉对资料、市场等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又提出了五年迈出三大步的发展战略，即2003年天然气产量突破90亿立方米，2005年天然气配套产能达到110亿立方米，2007年天然气上产125亿立方米，使企业跻身“中国石油”千万吨级大油田的行列。

2018年冬天，我们在成都府青路的石油小区，见到当年叱咤风云的这位改革家——现已退休的夏鸿辉时，发现他的气质与我们事先所想的很不一样。我们对夏老的想象是：作为一位长期深受邓小平理论熏陶，听着《春天的故事》，对五大矿区分布川渝各地、员工多达十几万人的大型国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企业领导，他的体貌特征，或多或少应与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描述的改革英雄类似，哪怕不对他们进行详细对比，但至少在夏鸿辉的身上，也应该有几分言语粗犷、神色凝重的“改革家气质”，来应和变革时代的人们对“公众英雄”身上那种“狠劲儿”的向往吧！或者说，出现在我们眼里的夏先生，虽然他已须发皆白，步态迟缓，但他脸上的神情，至少也有几分“当年的形影”：比如“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睛，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润脸——一切就是力量的化身”，等等。

然而，我们带着被虚构放大的“改革家”的“脸谱”记忆，面对西南油气田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家夏鸿辉时，却没发现他与“乔厂长”之间有什么可以产生联系的蛛丝马迹。在我们眼里，夏鸿辉不仅与《乔厂长上任记》的主人公即乔光朴的人物样貌相去甚远，甚至连与他同样曾为“西油”老领导的局长董金壁的严肃认真、说一不二比照，也并不相像。

夏鸿辉退休后，除了偶尔以中国石油学会天然气专业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离开成都外出参加学术活动，其生活与一个成都“邻家老伯”的日常已没什么区别。他同我们谈起当年面临的各种问题，其实远比乔光朴面临的问题还更宏大、复杂，只是这些在他看来，却早已云淡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