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的基业（4）

根据四川石油局党委的部署，川东北会战指挥部“已经完成了调整班子，充实力量，完善机构，建立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等一系列工作，并对川东地区高陡狭长、褶皱强烈的地下构造进行了研究探索，摸索出了采用新式扶正器、改变传统钻具结构、灵活调整钻井参数等一系列钻井新技术，坚定了寻找新气区、新阵地的信心”，收获了令人惊喜的好成绩。到1981年，川东北又下了足足一个多月的大雪，终于停下来时，他们“已在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摆开战场，在高峰场、沙罐坪、亭子铺、雷西井等四个缺少地质资料、沟壑交错的构造上，布野猫子井，甩开膀子钻探，辛勤的劳动和艰苦的付出”，不但使他们收获了丰收的喜悦，也使他们在并非坦途的创业之路上，越走越信心坚定，脚步铿锵！

威远会战提出的“一切为了七十亿”这个口号，和康世恩副总理拟定的那个“川气出川”构想，实际是中央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六个“五年计划”在四川作为生产任务的实际体现与动态延续。当然对我们川渝两地的石油人来说，更是一个需要持续不断地去实现的梦想。

这个梦想有源于中央的国家意志，当然，它也包含我们这个油气工业集群在那个并不遥远的时代，为改变、丰富国家能源战略格局，使我们这个总被贫穷落后困扰的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能够得到有效的改观，从而付出了宝贵初心与艰苦的努力。

更具体一些地说来，即当殷宗才他们在川东北地区终于打开局面并且频频得手的时候，我们川东矿区这边作为这次会战的主战场，同样也是不甘人后，一点也不出人意料地行动了起来。

“当然，为了打赢这次会战，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不可想象的，俗话不是说‘兵熊熊一个，将雄熊一窝’嘛！”刘云鹤概括了川东北会战和6个已成历史的国家“五年计划”的关系后，又话锋一转，回到平实如初的讲述中，“杨型亮、董金壁两位老领导，将川南的‘狠角色’殷宗才派到川东北会战中去的同时，也对我们这边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川东矿区党委书记冯希珍年纪大了，局党委考虑到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辛苦工作和所作的奉献，加之当时他又体弱多病的实际，认为川东北会战打响之后，再让他去带队伍，既不适应形势与任务的需要，也不忍心让这位兢兢业业的老同志倒在阵地上，于是，经过研究，将他调往成都的局机关工作，担任局党委委员，由当时正年富力强的政治部副主任王志民来接替冯希珍的工作。

王志民从成都临来重庆之前，心里一时不太怎么有底。川东矿区是这次会战的主战场，头上俨然悬有“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他担心自己难以挑起肩上的重担，有负局党委的重托和川东干部职工的厚望。

临行前，局党委书记杨型亮将他叫去谈话：“到了那边以后，一定要大刀阔斧、放开手脚地开展工作。”

“我们是主战场，只是……”王志民欲言又止。

“只是啥子？王志民，你去川东北没有啥子‘只是’可言，你的任务只有两个：一是主攻石炭系，二是争取探明二叠系储量！”

“书记，我记住了！”

“还有到了重庆之后，你和边铁军要好好商量一下，把机关后勤人员优中选优地排个序，摸个底，然后再将你们认为可以重用的人带到云台公社去。到了云台，等你们靠前指挥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建立起来时，就按‘情况明，指挥灵，行动快，办事准’这‘十二字’要求去开展工作。”

“好，到了那边，我们马上落实您的指示！”

“你和边铁军先把相国寺的石炭系攻下来再说，探明二叠系储量的事可以稍后一些，但是不能不办。再有这次你就不要搬家了，先在一线阵地沉下去，干上一年再说。”

1978年元旦之后没过多久，王志民事先没向川东矿区打过任何招呼，就轻车简从地冒着小雨雪，来到了长寿县的云台公社。他下车后，既没召集任何人来见他，也没组织会议传达局党委的指示，在会上发表他的“就职演说”。他在一条小街上不声不响地走着，貌似在熟悉这里的环境，又像一个人在心里筹划，接下来的工作该从什么地方着手。

王志民继续向前走着。给他开车的司机胳肢窝下夹着一把雨伞，不远不近地跟在后边。

由于他来上任的这天，正好赶上一个持续不断的雨雪天，因此，在这条叫“牛屎街”的泥水街上，他与司机踩着脚下间隔不一的一段石板路时，“牛屎街”上的泥浆子就会裹挟隐约可闻的牲畜粪便气味，不时溅起，又隐约散去。

王志民将一条越走心里就越感到艰辛不易的土街走完，来到牛屎街尽头一座土山半山坡上的职工生活区。虽然一路走来，他对云台的艰苦条件已有预感，可他还是没有想到，出现在眼前的茅棚瓦舍竟是如此简陋破败，川东矿区参加会战的一线干部职工的生活条件会是如此的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