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下的和站起的（4）

张忠良闭眼躺在床上，突然不停地咳嗽起来，咳着咳着，竟从嘴里咳出一团又浓又红的血痰。

恍然间，他以为自己还在1960年代隆桂会战期间隆盛指挥部院子里的木床上躺着，挣扎着想要坐起，但他用尽力气，瘫软的病体终也只在床上略有反应地动了一下。

他才想起自己已在北京，躺的是解放军301医院的病床。

一名坐在床边陪护的护士见状，用一团雪白的棉花将他挂在嘴角边的血痰轻轻拭去，在一个脸盆里倒了热水，濡湿毛巾，拧干，擦了擦张忠良蜡黄的病脸，然后将一瓶输尽液体的空瓶取下，拔出针头插入另一个瓶口挂好，替他将身上的被褥掖紧，轻声叹了口气，又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张忠良不知在病床上躺了多久，睁眼醒来后，那名护士仍然守在他的身边。他说不出话，只感到身上越来越没力气。胃里翻江倒海，疼痛难忍。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痕，在全身更是剜骨挠髓，疼得他连呼吸的力气也快没了。

护士知道他很难受却又爱莫能助，见他黄如金纸的脸上，不断渗出了豆粒大小的汗珠，只能用手里的毛巾帮他分外小心地揩拭着。也许因为疼得太久，身上的神经都已麻木了吧，当病房里临近晚上的灯光亮起，窗外的一声惊雷，将1975年北京的第一场春雨引下来时，已被晚期胃癌折磨得面目全非的张忠良，终于安静下来。

当第二声春雷响起，将雨水招引到病房对面的玻璃窗上时，他闻到了白雨打尘的春天气息。

“张忠良，对西南油气田60年的风雨征程而言是引路人，是功臣和英雄，对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壮大来说，也是功臣和英雄。虽然他生前吃了太多苦，受了不少委屈，遭了很多罪，但他积劳成疾，在北京301医院逝世后，倒也极享哀荣。”胡祖烈说，“1975年春天的某个晚上，张忠良永远离开了我们！”

“他逝世后，党和国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追悼会，他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石油工业部部长康世恩，副部长周文龙、唐克，国务院天然气办公室的领导，四川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黄凯率领的四川局代表，原解放军第十九军军长刘金轩，大庆油田、玉门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石油部机关的代表和张忠良的亲属及生前的好友王秀生等数千人参加了追悼会。张忠良倒下了，但他留下的未竟事业，却正在顽强地站起来。”

1979年秋天，离开劳改农场回到石油部，在副部长岗位上恢复工作的张文彬，在四川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杨型亮的陪同下回到红村。坚守红村的原通信班职工廖宣州知道总指挥回来了，早早就在山上的高音喇叭里播放起了粉碎“四人帮”的革命现代川剧《大快人心》，可总指挥一行的脸上却泪光闪闪。

曹家山一排排简陋的片石房子，经历了十年内乱，已经破旧不堪，到处伤痕累累，裂开了触目惊心的口子。倒是摇摇欲坠的红村礼堂四周，他们当年栽种的万年青和香樟树已枝繁叶茂，随着凉风的吹拂，“哗哗”直响，将列队迎接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送给了他们。

张文彬对杨型亮等人谈起了当年与他一起在这里被迫低头“认罪”，然后又在四川战区各井场游斗示众的助手张忠良：这位对党和国家忠心耿耿，对石油工业建设竭尽全力的难友，在301医院弥留之际，还对前去看望他的石油部副部长唐克说：“四川天然气资源是丰富的，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它，掌握它，就能拿下除了威远气田、黄瓜山气田、川南古隆起气田之外的更多气田。只要多为党的事业着想，不计个人得失，四川石油工业一定是有希望的。”

杨型亮听到自己的老首长、昔日的总指挥再次讲起张忠良局长的临终之托，非常理解老局长的心情，和他将整个生命寄托于四川石油工业上沉甸甸的这份石油情怀。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转过身去，面向山下的新场镇，先是无声抽泣，最后竟然号啕大哭。

十年内乱中，他在泸州也被多次批斗游街，后来在牛棚里待不下去时，就索性躲到黄瓜山气田一个钻井队去当了一名钻工。在黄瓜山，泸州的造反派要去抓他，井队的队长和工友们将他送入了林海山谷之中。他是泸州气矿最先“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和四分五裂的局面，他带领重新回到生产岗位的干部职工，抓住川南勘探开发的关键，向缝缝洞洞进军，没过两年就在找油未果的古隆起，柳暗花明地发现了一批新气田，使其成为四川局天然气生产的主战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型亮从泸州气矿奉调成都，走上了局党委书记的领导岗位。在新的岗位上，工作千头万绪，但他坚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与党委一班人依靠各部门，依靠科技人员和广大中青年知识分子，组织精干队伍，瞄准新的探区强攻猛打。

1978年，在他被任命为局党委书记时，与他一起同样深受老首长、老领导张文彬、张忠良培养的董金壁也被任命为局长。当时，四川局已向石油部党组上报了川东发现石炭系储存的喜讯。

在正式上川东，主攻即将彪炳中国石油工业青史的石炭系之前，四川局已在川东部署了五条地质剖面，上了多个队伍，摆开了数十台钻机。因此，当他陪同张文彬副部长重返红村，共同追忆老局长张忠良时，如果说他的迎风而泣是无言的大悲恸，那么，他的号啕大哭也是基于四川石油即将迎来一个崭新时代的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