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下的和站起的（2）

井口与井场四周，到处都是触目的裂缝，每个缝口都“哧哧”地向外冒着天然气。赵志华带着一批人在老乡家的院坝里抢险，发现一个直径长达两米的喷气裂口。他们用麻袋将泥土、沙石装袋，用骡马拖拉以及人力肩挑背扛地运到现场，刚将大量沙土倒入裂口，可是刚过了一两分钟，倒下去的沙石和泥土又随气流一起被喷吐出来。气流挟裹的泥沙、碎石冲击着抢险的队伍，赵志华和工人、民工的脸上，被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面对气流的啸叫，从长垣坝前来参加抢险的青壮年男子脸上流露着惊恐，谁也不知要灌入多少泥浆才能将“气老虎”贪婪的肚皮填满。

时间的流逝，每分每秒都像凌空落下的重锤，一次次地捶打着张忠良的神经。

张忠良将郝凤台、苏联专家、赵志华与杨长富召集起来，经过短暂的讨论，最后做出决定：配置大约两千多吨重泥浆，再加两百多吨重晶石粉和一百多吨水泥，从四个管口与“气老虎”打“攻坚战”！

三千多人的队伍，于是开始“开山造浆”。

但是天公偏又从中作梗，“开山”次日，长垣坝下起了瓢浇桶倒的大雨。暴雨中的山土又黏又滑，一锄头挖下去，将付出比晴天还要多出两倍的力气。作业过程中，大家的鞋子被稀泥牢牢地粘住，无论左摔右蹬，依然无济于事。

张忠良看到眼前的情境，指挥大家唱完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然后，他也脱掉鞋子，挽起裤腿，抓起锄头，加入了抢险的劳动队伍。

有道是“人心齐，泰山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两座山丘的泥土很快就被挖光了。在“开山造浆”过程中，不少人的脚板被碎石磨破，荆棘扎进肉里，出血化脓，又痒又疼，手心被磨出了血泡，然而，却没一人叫苦、喊疼。

接下来的工作异常艰辛。1958年，在设备落后、条件简陋的情况下，仅凭三台搅拌机，他们要把三个两三亩面积大小的泥浆池里的泥浆搅拌好，并将长1井的这次特大井喷事故平息，实在有些令人无法想象。

但困难没有难住张忠良与纳溪气矿的“石油人”，大家争分夺秒，都想在短时间内将泥浆配好。

制服长1井“气老虎”的战斗，越来越白热化了。

当时，川南山区秋去冬来，寒风凛冽。但杨长富与一百多条“五好钻井队”的好汉，索性脱光上衣，从张忠良、郝凤台、赵志华手里，依次接过一大碗苞谷酒，喝完后嘴巴一抹，将土碗“咣当”一声当众摔碎，就像赴死的“敢死队员”一样，义无反顾地跳进泥浆池，手脚并用地用力搅动起来。

寒风中，一些体质较弱的钻工，难以抵御寒冷，从泥浆池爬上来，见井场四周因天然气没有得到控制，不敢生火取暖，就满身稀泥地披上大衣暖和一会儿，又“扑通”一声跳进泥浆池里，与大家一起接着又干。

张忠良流泪了。接连三个月的抢险“遭遇战”，在山里的雪花一片接着一片地落下来时，他们才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长达三个月的这次抢险之战，不分昼夜地坚持下来，其艰难与危险，并不比张忠良曾经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轻松。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面对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张忠良——用今天的话说，显然是个不合时宜、敢于坚持原则的领导干部。在制服长1井“气老虎”之前的1958年6月，后来成为纳溪气矿矿长的赵志华当时还是纳溪探区的一名区队队长，他正在一个井队蹲点。

两个多月，赵志华白天与井队的工人一起上钻台打井，晚上就在简易草棚下的办公室里挑灯夜战，帮他蹲点的钻井队总结生产技术和业务管理经验，显然，这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很不合拍。为此，隆昌气矿组织召开千人大会批判赵志华。

赵志华接到通知没有到会，他知道去开会意味着什么。

矿领导气得够呛，要给他实施处分，他索性不管，就在所在区队的基层单位待着。

张忠良带领一个工作组到两道桥检查工作，开会时没有见到赵志华，便派秘书四处找人，找不着时，才知道赵志华当时躲在长9井处理井喷事故，已在现场坚持一百多天了。

回到成都，张忠良与局党委书记黄凯进行了沟通，然后以党委的名义派工作组去调查赵志华的情况。工作组回来，将职工们哭诉的“区队长是党的好干部，批判他是错误的”的呼声，向他和黄凯进行汇报。

张忠良内心极不平静，对黄凯说：“赵志华以前和我一个部队，战争年代英勇杀敌，立过战功，对党十分忠诚。这次，处理长9井的井喷事故又不计个人得失，虽然代职留任，却坚守岗位，脚踏实地，无怨无悔，一干就是一百多天，并将事故处理完毕，保住了长9井安全。这样的同志应该是四川局的顶梁柱，我们不能让他陷入‘白旗’‘红旗’的旋涡，应该让他去挑更重的担子。”

黄凯同意了张忠良的建议，与局党委成员碰头，统一意见后，责令隆昌气矿撤销对赵志华的处分，行政上晋升一级，调任新成立的纳溪气矿矿长。

张忠良对下坚持原则，敢于提拔使用赵志华这样的干部，在对上问题上，在一些人的眼里，也留下了敢于“犯上”的印象。

比如当川中会战进行到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石油部党组在玉门召开现场会，张忠良面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未完成任务的压力，加之受到“大跃进”亩产万斤带来的浮夸风影响，面对部领导的不解与责难，同行的起哄及呵斥，他也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只报30万吨原油的生产计划。

由于四川局的这个计划未能过关，张忠良委屈得伫立荒原，迎风而泣，即使后来参加四川局的重报生产计划讨论会，面对大家迫于形势不得不将生产指标不断拔高的情况，他也不置可否，坚守了自己的底线。

胡祖烈说：“张忠良虽然敢于坚持原则，经常‘犯上碰硬’，但他对群众却很小意，生怕自己作为一局之长，在工作生活中辜负怠慢了大家。比如，川中会战告一段落之后，各路会战大军归建，我们又搞了隆桂会战，会战进行到节骨眼上，许多干部职工因为饥荒，吃不饱肚子，得了水肿病。当时，他在川中矿务局隆盛指挥部蹲点，与大家结下的深情厚谊，一想起来，还是那么令人感慨。”

胡祖烈记得，那天晚上，张忠良将次日的活动议程用钢笔在台历上写好、备忘后，正准备睡觉，突然听见院子里有人边跑边喊。他意识到肯定又出事了，就迅速披上衣服，快步跑出门去。只见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带着两名工人，抬着一个病号，从张忠良身边跑过。医生跑过他身边时，叹了一口气说：“局长，又倒了一个！”

“怎么回事？”

“发电工得了水肿病，还要坚持上夜班，结果人刚下班回来，刚上街沿准备回寝室休息时，脚下一软，就一头栽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