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喷就是命令（2）

“张文彬对如何打井的问题特别重视，他参加了钻井组的小组讨论会。”作为二次会战领导小组在成都召开二次扩大会议的参与者、亲历人，胡祖烈老人至今还对当年已升任泸州气矿矿长的董金壁的发言记忆犹新，他说，“董金壁的那番话，切中了要害，只有他才敢说。”

董金壁见自己在部队时的老政委张文彬当了副部长后，又来四川领导大家搞第二次石油大会战，心里感到很高兴，觉得机会十分难得，因此就把这些年一直憋在肚子里的话，全部对张文彬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董金壁说：“这些年，我们找油找气的思想不明确，有问题，成天忙得昏头昏脑，就知道如何拿进尺，完成所谓的任务。这个问题，在领导干部身上是这样，在井队的工人身上也是如此。比如3214队的一名司钻就曾向我反映过，他们打阳13井的时候，因为已经出气了，但没完成任务，结果连一点奖金都没拿到。后来他们又打另一口井，根本没有打到气层，就因为已经完成了进尺，他们索性停下来，不再继续往下打了。另外大家开足马力地为了抢进尺，对设备的维护保养环节不重视，损坏设备的问题也突出。我们这都成了什么了？”董金壁说到这里，十分生气地站起来，见张文彬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目光从正在记录的笔记本上抬起，向他做了个示意他坐下来说话的手势，他就只好坐下，但还是大声武气地接着刚才的话说，“我们成了‘杀害’油层的‘土匪’，成了毁坏设备的‘败家子’！……还有另外一个队在打阳9井时，原来计划打到气层的时候要取芯，因为他们害怕影响到进尺任务的完成，刚打到气层的顶部，就借口去拿岩芯筒，把队上的一名女地质技术员骗走了，随后一鼓作气地把气层打完了。等那个年轻的女技术员反应过来，跑回来一看，结果岩芯已经取不成了，气得人家一个女娃娃蹲在地上哇哇大哭。这个因拿进尺而影响地质技术员取岩芯的恶劣问题，我在玉门油田工作时，就听说康世恩在当西北局的局长时，亲自抓过这样的反面典型，当时影响很大，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还没克服，这简直就是耻辱！”

等董金壁把心里一直憋着的话对大家一鼓作气说完后，张文彬“哗哗”地摇着手里的纸扇，似乎要将从未遇见的酷热驱散，他站起来，激动地说：“小董说的这些问题，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今后的会战中，我们要及时奖励那些打油、打气多的井队，衡量一线井队能不能得奖，具体奖励多少，不能只单纯看进尺了，还要看他们到底成功地打了多少口井，为国家打出了多少油气，对西南“大三线建设”作出了多大贡献，光靠拿进尺，不能评奖。评功摆好，要和打出多少油气紧密地联系起来。对社会主义事业、对‘要准备打仗’的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忠实、任劳任怨地开展工作，就叫思想好。‘思想好’不包括那些汇报好、不扎实工作、不动脑子的人。一定要奖励那些踏踏实实干工作的，不奖励干表面活的那些人。”

四川会战领导小组二次扩大会议开完，大约又过了几个月，成都的天气在早晚期间已经变得凉快了。这时，我们就接到了会战指挥部下达的搬家命令。往哪儿搬？往自贡与内江之间，距离威远县城不远的曹家坝的一个山头上搬。

那个地方，我们都把它叫作“红村”。

红村这个地方，现在是西南油气田进行优良传统教育的基地，好像四川省人民政府已将那里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了。红村你二位采访中去看过，站在曹家坝的山上，往山上看，说那里“看上去，特别像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其实红村在当时来视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眼里，看上去特别像革命圣地延安的样子。

延安的战略意义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在那里艰苦奋斗，壮大队伍，一边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一边等待机会，战略转移，最终打败了国民党政府的800万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当时也在威远距离曹家坝不远的那个山头上，一边背靠川中，一边面向川东重庆的卧龙河、川南泸州的古隆起地区发展，不等不靠地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逐步实现了从最初的以找油为主，到从那以后开始的以找气为主的战略转移，并开始了从70亿，到现在的300亿和未来争取达到的800亿油气当量的奋斗历程。这是红村与延安在精神实质上比较相似的地方。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延安当时为了丰衣足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带头参加了大生产运动。我们搞第二次石油大会战的前线指挥部，也是张文彬、张忠良还有郝凤台他们这些领导，带领大家开山炸石，用黄泥和石块，一点一点地建起来的。这种房子，很像参加大庆会战期间住的那种“干打垒”。

那时，大家白天在战区打井找气，晚上和节假日，就人人投入到建设红村的义务劳动中。这些，好多老同志和一些上了岁数的“油二代”都还记得。

红村还有一个在精神内涵上与延安比较接近的地方，就是延安中央政府当时与驻地百姓的党政、军民关系搞得很好，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落实得很严格。我们以威远为根据地，在川南和川东北地区搞会战，与当地群众的关系也处得不错。我们把指挥部建在一座荒山野岭上，没占当地农民一分一厘的耕地。

距离红村不远处，有座山叫“三多寨”，那上边有很多大盐商在抗战时期修建的好房子，就是今天去看，也能发现那些房子非常气派，不比上海和广州一带的民国时期的西式建筑差。但我们的会战指挥部，却没有设在“三多寨”这个地方。

因此邓小平视察威远气田，登上会战指挥部的山头，听了情况介绍后，就对张文彬说：“以后，你们这个地方就叫‘红村’吧！”这样，四川二次会战指挥部就有了“红村”这个名字。

我们搬家的时候，有个“靠前指挥”的要求，因此把四川局机关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力量都集中到红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