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退路（3）

30万不行，那就加到50万吧。50万？不行，不行！你没见到会上是啥形势？同志，我们总不能犯右倾保守的错误吧。加到100万吧。不成，不成！同志，大家都在放卫星，夺高产，看人家新疆、玉门是啥气派！我们能落后吗？

时间，在理智与盲从的交锋中过去。张忠良明白，这种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只会助长浮夸的不良风气，挫伤职工的积极性。他没有表态。问他的意见，只是说：“我们要对上级负责，要对四川石油职工负责，实在做不到，就不要勉强。光喊口号，做不到有啥用？”

指标像跳高运动的横杆，一格格往上挪，似乎没完没了。东方既白，当大家脸色灰白，睡意深浓的时候，终于在300万的刻度上定格。张忠良心头更添一份沉重。明知是谬误，只能默认；明知是荒唐，却不能改变。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极度的痛苦。

自从接受汉中改编，转业石油战线从事企业领导工作以来，秦文彩知道，他们这些脱下军装的石油人，无论自己在工作中经历了多少荣辱起伏，依旧还是“本色没变，军心不改”。在石油战线工作，待人接物还是和在部队带兵打仗一样踏踏实实，不来任何虚假；个人在事业上能否取得成功，领导的单位是否创造成绩，依然要取决于自己的率先垂范，乃至人格魅力对干部职工的感召。他的老首长张忠良就是这样的人！他脚踏实地地跟随中国石油工业一起挣扎沉浮，用他后来去世时西南油气田官方对他作出的评价说，他“一心为公，事业至上；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爱惜人才；忍辱负重，不计得失……”

秦文彩与张忠良不仅拥有战友之谊，而且更有一种作为企业领导的惺惺相惜之感。他们是军队这所大熔炉锤炼出来的“一类人”，因而想起玉门现场会期间四川代表团经历的林林总总，他与康世恩从川中一起登上飞机飞往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前，他已做好了“继续挨收拾”的心理准备。

自从他与李德生带领队伍，千里迢迢地来到川中参加会战以来，虽然成天生活在革命加拼命的气氛中，不断地将工作向前推动，可打井时所遇到的问题却一个都没减少，成天都是那么磕磕碰碰，从来都没顺过。一口井好不容易完钻，不是不出油就是少出油，想起这些他就感到窝火。原因在哪里？他与总揽地质工作的李德生及工程技术部门的人都分析过了：地层硬，地质情况复杂！然而这些情况，他和张忠良都向上级反映过，却没得到认可，而川中的实际情况又是，不认可的问题还是始终存在，最终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

当时，川中已没人愿意扎扎实实地干工作了，言必称“大跃进”和“超英赶美”，但落到实际工作上，又一个比一个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结果导致了蛮干代替科学，打井掉齿轮、断钻具的事故不断发生。

在极左思想左右下，川中一批技术干部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冲击。李德生、司徒愈旺提出的地质“裂缝论”，被人以“学问少的人，可以战胜学问多的人，不要迷信名人、权威”的“正确思想”和“阻碍多快好省的绊脚石”的名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想起这些，秦文彩就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剜骨挠髓之痛。面对形势的变化，作为四川局的副局长和领导川中的局长，他发现川中的勘探工作已被一种无处不在的内耗所左右，各项工作正在滑向严重的失控状态。

以党委的名义对秦文彩进行的批判，是康世恩副部长在1958年9月29日的会上定下来的调子。那个会是以川中矿务局党委的名义召开的，各探区的党委书记和总支书都参加了。

但实事求是地说，自从秦文彩带领三千多人从玉门来到川中参加会战以来，在深入基层、一线蹲点和“快摆硬上”这些具体的环节上，又的确没有多少失误授人以柄。因此，那个会议尽管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他想到自己可能在工作中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主要思想还是和中央的“多快好省”精神合拍，而且出发点还是为了早点拿下川中的大油田，因此他面对批判又很坦然。在他看来只要能拿下川中油田，个人就是受点委屈，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时，石油部有的领导误认为，川中初战效果不明显，是右倾思想在作怪，是群众工作没像玉门一样发动起来。因此秦文彩说，通过克拉玛依现场会，一定能将四川的工作促进上去。

那时，石油部对我们四川局的看法简直糟透了，从平时的言语中你就能看出一些名堂。比如，1958年10月6日到23日的克拉玛依现场会召开期间，一天晚上，一位部领导散步时遇到我们川中的钻井总工程师刘荫藩，就问：你说说，川中为啥不出油？刘荫藩说：报告首长，目前说不清！结果部领导就火了，对刘荫藩说：为啥说不清？说不清还要你们干啥！

其实，接受采访的这位老人在告诉我们，因川中会战前期失利，张忠良、秦文彩作为四川局领导，分别在玉门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现场会上遭到批判，继而给川中石油会战带来被动时，石油部的领导余秋里、康世恩也很窝火，他们同样也被“大跃进”的风潮推向了风口浪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