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退路（2）

“遇到这种情况，他能不伤心吗？南充现场会结束后的短暂时间内，为了拼出20口关键井，从他这个四川局的局长，到秦文彩、孙继先他们那些川中局的局长、副局长，以及董金壁、杨型亮、李敬、杨作义、赵怀英这些个大队长、钻井队副队长，还有四川局的广大干部职工，川中参与会战的好几万服务钻前工作的地方民工，谁个不是头脑里紧绷着‘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个弦的？大家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开足马力地干呀，苦呀，累呀。可是，当时的条件就是不允许，川中那个地方的井就是打不出速度；地质情况也不是事先想象的那么乐观，有些地方紧挨着出油井再打也打不出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忠良伤心是为当年几万艰苦创业的四川石油工人在伤心。上面的压力和不被理解的痛苦，似乎都包含在这条1.81米高的汉子的眼泪中了！看到张局长在哭，四川局的代表心肠柔软些的也跟着他一起抽泣，性格刚强些的，则只能从包包里掏出香烟来抽着，越想心里越不是个滋味儿。”一位知情者这样对我们说。

这时，从不抽烟的总地质师司徒愈旺向刘选伍副局长要了一支烟点燃抽着，辛辣的尼古丁味儿呛得他咳嗽了好几声，好不容易才忍住。

司徒愈旺祖籍广东，1917年6月出生于韩国汉城。1928年，中国军阀混战以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东北易帜而宣告结束。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飘满天津大街小巷时，他从汉城毅然回国，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求学。1942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司徒愈旺正式投身于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事业，在业界拥有“中国八大石油地质家之一”的美誉。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巴蜀大地开展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和钻井工作。根据当时燃料工业部石油勘探局的安排，司徒愈旺奉命从北京带领一支由14名专家组成的队伍入川，负责打开西南石油地质勘探工作的局面。

那时，“他在四川石油勘探处担任副主任地质师，全面负责地质队和测量队的技术、行政与后勤管理工作。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在司徒愈旺的带领下，13支石油地质勘探队驰骋于巴山蜀水1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地域。他们为新中国勾画出一幅幅储油构造的圈闭图，一张张地层界限分布图，在尚无设备能力去获取地下地震资料的那些年月里，这些图成了四川盆地定井位的主要依据和一些院校的石油地质讲义及一些学生实习的材料范例。1951年，司徒愈旺参与新中国石油勘探技术规范的草拟工作，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与包茨同志一起，编制中国石油工业第一部野外地质勘探操作规范，这个操作规范成为中国石油地质工作的第一部技术基本大法”。

司徒愈旺一边琢磨石油部领导对张忠良和四川局的批评，一边在头脑中梳理8年以来四川石油勘探工作经历的坎坷曲折。虽然从1954年开始，他根据燃料工业部、石油部和石油地质大师黄汲清的意见，一直在带队开展自贡自流井气田解剖及江油海棠铺构造的储油性质研究，将精力用在“嘉陵江组碳酸岩和香溪群碎屑岩具有裂缝性特点”这一课题的认识上，在学术上动摇了中国和苏联许多专家“纯孔隙性储油”的论点，为四川石油地质工作者向“四川是裂缝性油气藏”的方向探索，已经开拓了初步的路径。

司徒愈旺对时任总地质师曾鼎乾与年轻的石油地质人员之间就上川中一度产生的争论保持中间立场。但自接替曾鼎乾出任四川局总地质师以来，他又无不为川中石油地质勘探工作殚精竭虑，与玉门石油基地调来川中石油管理局负责川中石油地质勘探的地质家、校友李德生频繁沟通，重点研究。

认识川中地下情况的复杂性需要时间，因此想到地质人员无法为作为一局之长的张忠良提供清晰的决策和地质认识依据，让他在全国石油工业代表面前挨了部首长的批评，受了委屈，司徒愈旺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不知不觉间，司徒愈旺的眼睛也潮湿了。

晚上聚餐，四川局代表团围坐的餐桌显得格外清冷，大家等了很久，张忠良也没到场。他们心情沉重地胡乱吃了几口，就匆匆离开了四下欢声笑语的会议餐厅。

欧阳天副书记将司徒愈旺拉到一边说：“司徒，你去找一下张局长，根据部首长派人传达的指示，晚上我们几个还要一起开会，把上报部里没通过的产量再研究一下。”

司徒愈旺在玉门石油管理局招待所的院子里没有找到张忠良，便径直出了院门，右拐走了大约二十多分钟，才在戈壁滩上看见了张忠良迎着长河落日，一个人踽踽独行。

祁连山下窜来窜去的晚风，吹得他的风衣起落不定，头发时而倒伏时而竖起；夕阳打在脸上，显得忧郁而苍白。

司徒愈旺怔忡地望着张忠良，想到几年前他背着背包，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从西安石油钻探局来成都喇嘛寺街四川局机关报到上任的那天中午，那时他是何等的中气十足、神采飞扬呀！而眼下，张忠良40岁出头，竟然头发花白，疲惫而又憔悴。

司徒愈旺的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张局长，你多保重！都是我们没把工作做好，害得你在会上挨了部长的批评！”

张忠良见司徒愈旺过来找他，领了他来安慰自己的一番好意，说：“四川局工作让首长很不满意，主要是我的责任，让你和同志们受委屈了！”他理了理头上被风吹乱的头发，在荒原上挺直腰，然后接着又说，“不过，司徒你也放心，我张忠良不是熊包，我们四川局一定能够突出重围！”

重新讨论四川局1958年上报石油部产量的务虚会，连夜在玉门招待所召开，欧阳天主持会议。

秦文彩知道，四川代表团参加三个月前的玉门现场会，其实每个代表心里都清楚：在四川石油工业举步维艰的创业阶段，川西北江油海棠铺的勘探无法得手，虽已面对“江油无油”的现实，却迟迟无法作出结论；川中的地下情况非常复杂，各方地质家的意见又不统一；要在当年实现30万吨的目标，已属于“牯牛下儿——不可能”了！然而就是这个30万吨，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产量来进行估算，至少也要20年才能完成任务。张忠良大着胆子上报后，却还是无法通过。于是他知道，那天晚上的讨论会，他的领导和同事如再不说些报纸广播天天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漂亮话，是无法过关的。

事实也的确如秦文彩在现场会上所想，那天晚上，四川局讨论会一开始，大家没办法，就只好顺应“大跃进”潮流，跟着当时的风气往前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