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退路（1）

1958年10月，金秋的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旷野里的胡杨树满枝金黄，迎风而立。落日的余晖中，油城瓜果飘香，夕阳将高高耸立的井架和俗称“磕头机”的采油树，慢慢映照成了戈壁滩上的辉煌剪影。

当月，中国石油战线的现场会在克拉玛依基地的一栋俄式建筑——中苏友谊馆中召开。“在会议之前和会议中间，余秋里、康世恩等石油部党组成员专门听取了川中会战第一阶段的情况汇报：原定20口关键井中，钻完了19口。在钻井中有6口井发生井喷，但喷油量相互之间差距很大。最高的南充8号井一天喷油110吨，最少的喷油后，只捞得8公升油。有的在钻井过程中发生井喷，等完钻后试油却不出油。没有发生井喷的井中，有的从洗井液中循环出少量的油，有的却只见油泡和气泡，有的只是取出岩芯孔隙中含油，再加上原来3口喷油井的‘昙花一现’，使得余秋里、康世恩的心情很是沉重。会议气氛也更加凝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川中会战第一阶段的汇报，显然不是石油部的领导想要的结果。因此，克拉玛依10月的瓜果飘香，带给四川“石油人”的却是无法回避的满嘴苦涩。这时，想起7月上旬石油部在玉门油田召开的现场会，对身处川中会战风口浪尖的秦文彩来说，更有无可名状的五味杂陈之感。

7月上旬的现场会既是总结1958年上半年全国石油勘探开发工作的会议，也是将与冶金部打擂前后，根据余秋里、康世恩两位军人情结浓郁的情况而组织的一次现场交流、互相学习，旨在促进石油工业适应“大跃进”风潮的誓师动员大会。四川局的张忠良、局党委副书记欧阳天、副局长刘选伍、总工程师郝凤台、总地质师司徒愈旺、总机械工程师任康生、川中矿务局党委书记李滋润和副局长孙继先，参加了会议。

代表团住进玉门石油管理局招待所的当天晚上，吃过晚饭不久，余秋里部长就背着右手，“呼呼”甩着左臂悬吊的一根空空的袖管，满脸是笑地过来看望大家。当时，张忠良和代表们在地上摊了一张川中油区勘探态势图，正在谈论川中的钻探进度。

简单的客套结束后，余秋里以他惯有的风格，给四川局抽烟的代表散了一圈香烟，然后自己点了一支抽着，坐在沙发上问张忠良：“今年时间过半了，交个底，年底你们四川局到底能搞多少？”

余秋里的开门见山，让张忠良和代表们开始窘迫不安。

“余部长，我们工作没有做到家。目前，川中油区第一批井还没搞出来，地下的地质情况很复杂，一时无法做到心里有数，不过，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短时间内把产量搞到30万吨的指标。”张忠良硬着头皮说。

随着余秋里从满脸期望到突然严肃起来的神色变化，房间里的空气变得格外沉闷起来。

过了大约一分半钟，余秋里将吸得“哧哧”作响的香烟用力在烟灰缸里掐灭，说：“这个指标，是否再议一下？眼下，全国上下都在看着四川局，巴望我们在川中吃上一块大肥肉……希望大家鼓足干劲，早日拿下川中油田，关键时刻别给石油部出洋相啊！”说完，余秋里背着右手，将背影甩给大家，头也没回地走了。

第二天上午，现场会开得异常火爆。东道主玉门局介绍了大搞群众运动，依托郭孟和、王进喜、傅积隆、任荣堂、姚福林等一批俨然宝石一般质地过硬、形象闪光的典型，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在老君庙、鸭儿峡、石油沟、白杨河、单北和青西等油田发展石油工业的经验；3219钻井队孙德福队长，介绍了他们作为全国知名的标杆队，在戈壁滩上多打井、快打井的做法。

新疆、青海、延长油田的代表一见玉门油田的发言赢得了满堂喝彩，坐不住了，纷纷涌上主席台发言席，抢过话筒，唯恐落后地踊跃表态。这些气冲霄汉的声音，将各自的任务指标喊得越来越高。人们唯恐落后地互相挑战，放起“卫星”，谁也不会将谁放在眼里。

余秋里、康世恩充满赞许地望着大家。他们要的就是这种士气！

没有这样的士气，石油战线要扔掉“一五”期间戴在头上的落后帽子，就会成为空谈；“二五”期间要赶上农业部、冶金部这些“卫星部”，也就失去了可供依靠的群众基础，更与“全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

在会场已被“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气概大肆渲染的氛围里，张忠良感到浑身燥热，嗓子发紧，心里也被一腔闷气满满地堵塞着。

他知道四川局因步子不快、产量不高、成绩不显等问题，在石油部四大局中排在最后一名。所以，带领四川局的代表进入会场时，他就和大家找了几个不靠前、不靠后，也不靠边的不显眼的位置坐下。

玉门局的经验介绍完后，新疆局、青海局开始汇报，这是大会事先议定的程序。

轮到张忠良汇报上半年工作与下半年的打算时，他的发言就像一匹牦牛突然闯进瓷器店里，引起了阵阵惊愕与“嗡嗡”的私语。

他的汇报让人不解之处在于：一是原油产量还是头天晚上向余秋里报告的30万吨，报纸上报道的湖北某人民公社粮食亩产都达三万多斤了，而四川局一年才搞石油30万吨，无论如何这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他的发言给会场带来了困惑。在其他兄弟局的发言稿上的每一个字，说出来的每句话，都闪烁着又黑又亮的原油光芒的时刻，四川局简直太保守，太可笑了。二是他提出，为了调动基层工人的积极性，实行打井任务承包、费用节约、个人分成的主张，比刘少奇提出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遭到举国批判的“封资修黑货”还早了一年，因而不合时宜。他太让人感到不解了。

因此，张忠良在玉门会议上的发言，不断被领导打断、斥问，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川中3口井已喷油了，就是偏拿不出东西，为啥？你们说这是地质问题，我不能同意，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你们发动了没有？”

“有些人把油田看得冷冷清清，我看不是的。群众没发动起来，工作潦草，措施贯彻不下去，再好的办法也不行，再好的油田也不出油。”

“你说说，你那个四川局是咋回事？”

在近乎连珠炮一般的质问中，这位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张忠良不知从何说起，哭了！

西南油气田健在的“老油人”几乎人人至今记得，老局长“张大个子”那天的汇报发言连话都还没有说完，就被领导轰下台了！

张忠良回到四川代表团的座席上，浑身无力地靠在座椅靠背上，任凭眼泪无声地流淌，很久他都没有去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