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石油策（4）

首先，他们不想得罪美国，要求我们保密，不能说电滤器是从他们国家进口的；其次，他们为了对自己核心技术有所保留，不愿培训我们的安装维修人员，要安装维修，必须由他们国家的工程师来完成；再次，我们的保密意识很强，当年许多单位对外只会公布一个信箱号，比如这个单位的信箱号是“02号”，那么，这个单位就只能叫作“02单位”，这样一来，如果对方不给我们提供本单位场地之外的生产技术人员培训，我们就没法去进口人家的东西了。

由于这些原因，当时不但我们的天然气净化专业采取的是“土法脱硫”，急于打破西方禁运的化工产品炭黑生产也只能用绸袋过滤的办法进行试制。

周学厚硬着头皮，将事情的原委向邓小平进行了简要的报告，小平同志原本阴沉的脸在轻轻叹了一口气后，终于缓和下来。尤其当周学厚汇报说，这个小小车间生产的炭黑占了国内总产量四分之一的比重，“圣灯牌”炭黑不但获奖，名声在外，满足了国内汽车、飞机轮胎和重型卡车生产领域的需求，每年还通过化工部调拨给上海、青岛的橡胶厂投入使用，反应良好之后，小平不但面露赞许，还对周老总和局里的王副书记说：“你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生产国家急需的炭黑，满足工业建设需要，了不起啊！”

后来，邓小平看到车间工人一身乌漆麻黑的样子，便问周学厚是怎么回事。周老总也不再心存顾虑，索性将炭黑车间处在试制阶段，选择绸袋过滤，因滤袋材料选用不过关，温度一高就经常被烫破，车间和工人的操作条件就变得很差的情况，如实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在随后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中央首长和各部委的主要领导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议论石油工作时，因石油部未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赋予的任务，经周恩来总理建议提名，毛泽东点头应允，作出了将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中将与石油部部长李聚奎进行工作对调的决定，任命余秋里出任共和国第二任石油部部长。

成都会议结束后，邓小平于毛泽东带领李井泉、柯庆施与王任重一行赶到隆昌气矿视察的当日，已从成都飞回北京。也没顾上休息，他就利用27日和28日的两个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了石油工业部的工作汇报。

27日下午，李聚奎、余秋里与石油勘探司司长唐克、总地质师翟光明赶到怀仁堂面见邓小平。余秋里因刚履新，对石油战线还不十分熟悉，所以对邓小平的工作汇报就由李聚奎完成。

李聚奎首先汇报了全国各地的勘探开发情况，随后将汇报重点放在1958年至1962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石油部对全国勘探工作做出的部署上。李聚奎的汇报，贯穿了石油部1957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石油勘探会议——预备会的主要精神。在这次预备会上，刚从大西北来到北京的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向大会提交了《按照区域勘探方针展开工作》的主题报告。

遗憾的是，这次指导石油勘探工作大转折的重要会议，因突然降临的“反右”斗争未能如期举行。不过在预备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油地质专家还是排除干扰，对康世恩提出的“开展区域勘探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各地方勘探局党委也对会议的精神进行了不折不扣的贯彻。

在准噶尔、柴达木、酒泉、四川、鄂尔多斯这些盆地，通过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和打井参数等系列措施的加强，石油部对利于油气聚集的地带和新发现的地带，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掌握。在此过程中，克拉玛依开辟了两块勘探新区；玉门油田鸭儿峡构造被进一步探明；在川中蓬莱、南充、龙女寺等构造的探井，也被逐一布置到位。石油地质人员对华北平原，松辽平原，新疆塔里木、吐鲁番，贵州、云南和广西等地，还同时进行了地球物理勘探普查，并对这些地区的大地构造、地层条件、油苗分布等课题，展开了初步研究。当然，作为一项工作重点的明确，石油部还会同地质部汇集了全国石油勘探的骨干人才，对松辽平原启动了专题研究。

据《康世恩传》记载，当李聚奎汇报到“二五”期间石油部如何落实“区域勘探方针”的措施时，刚从成都回京的邓小平虽然还没怎么休息，却也精神焕发。面对李聚奎的汇报，他不但听得十分认真，不时记录相关要点，而且还不时插话，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石油工业必须立足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实行天然油、人造油并举，以发展天然油为主；必须加强石油勘探设备制造，加快石油勘探队伍的建设……”

邓小平对参加汇报的余秋里、唐克、翟光明强调了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与战略布局，提出了石油勘探必须从战略高度进行谋划，切实把战略、战役和战术等各个环节结合起来的工作思路。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找出油来就好。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是一个重要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平。”他还要求石油部在经济条件发达、交通条件优越的地方，加大石油勘探力度。他对东北地区寄予了很高的希望，说：“就经济价值而言，华北和松辽是一样的，主要看哪个地方先搞出来。”“东北、苏北、四川这三块地方搞出来就更好。”

无疑，邓小平的指示已为“二五”期间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为1958年的中央“石油策”，结合毛泽东提出的“给每个县配一部钻机，让他们去钻石油”的主张来看，这时中央对石油工业的高度重视和“石油人”的“集体焦虑”感，也是互为因果，并且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