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石油策（3）

邓小平来到隆昌气矿视察，当时他的年龄也就五十来岁的样子。所以，他在周老总和王副书记眼里，应该属于“特别年轻”的类型。他来视察的时候，头上戴了一顶鸭舌帽，身上穿了一件黑呢子的短大衣。

小平同志和夫人下车后，一路随行的人员大约七八个人也跟着他们下车。与邓小平一起来隆昌气矿的地方领导，把周学厚、王副书记向邓小平作了介绍，他呢，就和他们握手，用家乡口音同他们交谈。这让周老总和王副书记感到非常亲切。

简单的互相熟悉之后，周老总就坐矿里的车子在前面带路，领着邓小平和卓琳乘坐的面包车向隆昌气矿开去。

他们走的公路，是一条凹凸不平的碎石路，平时无论天晴下雨，矿上的车子总在路上跑来跑去，因此那条路很不好走，颠簸极了。但是尽管道路很难走，好像从小平同志夫妇到地方的陪同领导，都没有谁抱怨什么。

邓小平视察隆昌气矿的日子，距离毛主席主持成都会议的时间还有二十多天。他的视察是不是给毛主席打前站，由于资料很少，我不好乱说。但邓小平听了何长工、康世恩的汇报之后，他为四川石油勘探工作迟迟无法打开局面着急——和毛主席一样，也被“石油”二字搞得吃不下、睡不好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一样的。当然他去两道桥看看，实地见证一下你们认为的——黄汲清给他说过多次的——“很有希望之地”，这种可能也不应该排除。

当时，邓小平要去视察的隆10井，就在他们经过的公路边上。说来也巧，周学厚带路的车子在隆10井刚要停下时，小平同志坐在车上，从窗口一看井场的各种管管，他要求司机赶紧停车，说：“先不走，看了这口井再说！”

周老总和局里来的王副书记，将小平夫妇领进圣灯山气田的井场。圣灯山构造，当时虽然还没找到黄汲清、李春昱、常隆庆这些老前辈，也是邓小平主政西南军政委员会时期的老朋友们时常挂在嘴边的石油，但他在举国上下都在盼石油、望石油的1958年春天，还是详细就圣灯山气田的年产量以及这些产量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将会起到的作用，向周老总和王副书记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周老总呢，在国家“重油轻气”的特定时期，见小平同志认真地询问，也就掰着手指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汇报。见邓小平听得很有兴趣，王副书记便向邓小平建议，请他看放喷。小平同意后，正在上班的工人就把放喷管打开，天然气的气流于是喷涌而出，虽然是在白天，但一条欢舞的“火龙”也把邓小平的面孔映得红彤彤的。

“邓小平视察隆昌气矿，对周老总的触动非常深刻。在‘文化大革命’中，领导被关进牛棚，很多人都去‘闹革命’了，只有他还命令并指导我在威远的老山里苦苦支撑一座净化厂的建设。这座工厂，是我国的第一套天然气现代化净化装置。我快要坚持不下去时，他就给我讲些邓小平视察隆昌气矿的往事来激励我。”张化说，“那天，小平同志看完天然气放喷过程，又视察了我们当时天然气‘土法脱硫’的生产工艺后，按说根据事先的参观方案，他视察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没想到看了‘黄泥脱硫’生产工艺后，他却说还要去看炭黑生产车间。这个车间，当时还只有炉法炭黑的试制装置，虽然生产的天然气化工产品‘圣灯牌’炭黑填补了国内同类产品的空白，但真要将它拿出来让中央首长特别是像邓小平这种十几岁就到海外留过洋的首长看，这还真的需要勇气。

“尤其在邓小平看了‘黄泥脱硫’过程，已经神色凝重的时候，张忠良和黄凯书记这些当年不在场的局领导，我想他们也不愿让邓小平去看炭黑生产车间。这个车间虽然邓小平看过后，毛主席也跟着去视察过，但那种生产环境与生产条件，的确又是不适合让中央首长去视察的。所以，当邓小平提出要看炭黑车间的要求，周老总一下子就有点蒙了。

“人们不知炭黑车间的环境和条件到底差到什么程度，我这么说吧，由于炉法炭黑生产工艺一时无法定型，设备十分落后，尤其那个过滤收集袋，当时是用很薄的一层绸布做的，经常会有破裂的危险。过滤袋如果一破，整个车间的炭黑粉末立即就会四处飞扬，人被笼罩在高温状态下的烟雾中，而且到处还充满怪味——如果小平同志和夫人进去参观，赶上绸袋突然破裂怎么办？

“这种事故可能造成的影响，不是周老总一个知识分子就能承担得了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人当时在生产中劳保意识不强，车间温度一高，大家爱打赤膊。而且一打赤膊，他们满身沾染的都是炭黑粉尘——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中央领导面前，一想就会让人头皮发麻。

“但是，邓小平夫妇提出要去炭黑车间参观，周学厚与局里去的王副书记，他们谁也无法阻拦，他们只能硬着头皮，脑子近乎空白地将小平同志带进了不在参观计划之内的炭黑车间。好在大家也都知道，小平这个中央领导人待人平易，架子不大，让人很容易接近。当然，他对一些原则问题表明的态度，又是有标准的！”

邓小平来到炭黑车间，周老总的心一直是悬着的。炭黑过滤袋虽然没破，没在关键时刻出洋相，但小平同志一进车间，看到那种生产环境和工人们机械的工作状态，脸色还是一下就阴沉起来。

邓小平问：“你们知道外国工厂生产环境是什么样子吗？”

“具体环境不熟悉。不过，从我们收集、掌握的一些技术资料来看，国外的生产工艺应该是用电滤加旋风来分离炭黑的。”年轻的周学厚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低头望着自己的脚尖说。

“那怎么不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学习过来？”邓小平语气开始加重了。

年轻的周老总沉默了。

1958年，新中国的诞生虽然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但由于工业基础薄弱，我们这个国家依然没有生产电滤器的能力。当时，西方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使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艰难。自力更生地生产炭黑，是为了打破境外对我国炭黑化工产品的封堵；独立自主地利用土法自制装置，更是为了打破境外对我们的钳制；面对各种无法想象的困难，在石油部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我们与一个对中国抱有同情和尊重之心的国家的一家生产电滤器的厂家好不容易接上头，他们表示愿意向我们出口急需的设备。但他们提出条件的局限性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