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石油策（2）

黄汲清经过考虑，向邓小平推荐了师从著名地质学家王烈、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赵景德博士。为此，邓小平批了3000美元，让人汇往美国，交给赵先生作为回国效力的路费开销之用。遗憾的是，这位著名地质学家、月球地质学家因故未能成行，一直在美国内政部下辖的地质勘探局工作，直至1994年退休，他也没能回到中国。赵先生虽未回国为大西南的石油勘探事业效力，但邓小平关心西南石油工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领导作风，却给黄汲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许多年之后，黄先生还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接受刘邓首长的委任后，“我就商同四川地质调查所、贵州地质调查所和西康地质调查所，合并组织西南地质调查所，所址设在四川所内，并与建筑公司签订合同，修建新所”。后来针对当时煤炭、铁矿资源短缺的实际，西南地质调查所的石油勘探工作未能及时上马，为了勘探煤铁矿床，他“把散落各地的手摇钻机集中在重庆附近的中梁山煤田。这些工作在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段君毅支持下开展得异常迅速”。黄汲清记得：“邓小平同志还设便宴招待我们，由岱峰同志作陪。我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一名院士，当时46岁。小平同志把我看得过高，我感到名不符实。我的部分朋友，害怕共产党，但我则感到共产党可亲，可爱，可敬。总想如何效力以报国家。另外还有两次和小平同志见面的机会也值得一提：一次北京中央财经委员会派三位苏联专家来重庆，帮助我们搞某项技术工作，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设宴招待他们，我作为陪客被邀请参加了宴会……另一次是四川起义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来重庆报到，刘邓首长也设宴招待，参加招待会的人员很多，我是其中之一。”

由于对刘邓的知遇始终充满感激，黄汲清的干劲很大，带领西南地质勘探局陆续完成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交给他的中梁山煤田勘探、綦江铁矿勘探、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勘探、赫章铁矿山钻探、遵义团溪锰矿勘探、云南东川铜矿勘探等重要任务以后，他想：这下，总可以一门心思地投入到石油地质勘探工作中去了！

离开重庆，临去北京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这些新中国成立之初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新单位”报到之前，黄汲清除了亲自定下江油海棠铺的勘探井位，对龙门山的山前地带、龙泉山的北部和中部，以及川南邓井关和五通桥进行勘测，测制了1∶2万和1∶5万的石油地质图，还带上一个石油地质队，以极大的热情在四川盆地开展了异常艰辛的野外工作。

他与随后成为四川石油勘探局、地质领导和专业骨干的曾鼎乾、肖安源、孙万铨、刘向、张云湘、邓克刚、王金琪、李伯皋、张清，包括重庆大学地质系教员吴燕生等西南石油地质精英一起，向他一直坚决反对的“中国贫油论”发起挑战！

他们在川中遂宁附近的磨子桥构造——后来改称“龙女寺构造”的构造带——布置了深钻井位，将川渝两地充满希望的含油区与含油构造，在测制重力、磁力和录制地质剖面图等关键环节，以及后续工作中应该引起注意的事项，写成权威报告，转交给了刘伯承出任军事学院院长以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邓小平。他们相信，有邓小平亲自运筹大西南的石油天然气工业，在大西南的这片热土上，中国人早晚都会圆了自己的“石油梦”！

在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中，邓小平无疑是接触中国西南石油天然气勘探的“第一人”。对西南地区的石油勘探来说，当时他甚至比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副部长康世恩都要了解得更多，更加详细。因此1958年，分管石油战线工作之后，在中央确立“大跃进”总路线方针政策的成都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对四川石油勘探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因此，邓小平与陈云完成工作交接之后不久，才要何长工与康世恩两人赶去成都，当面向他们汇报四川盆地的石油勘探情况。

当邓小平听说何长工领导的地质部已在岳池县开井见油，所以他才会作出岳池的油井“比克拉玛依的值钱”的评价，所以他才对康世恩汇报的江油海棠铺构造“还没得手”的结果表示他的不满。不过，邓小平虽然对康世恩的工作汇报感到失望，但听到隆昌气矿已有“四川石油人”自己的化工产品的消息时，他还是想趁着成都会议还没开始的间隙，与夫人卓琳一起去两道桥亲自看一看了。

在他的记忆中，自从黄汲清、李春昱和常隆庆发现圣灯山构造，说那里是个很有希望的区块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没有谁去那里做过实地调研呢！故而，在毛泽东、李井泉、柯庆施和王任重一行视察隆昌气矿之前，即1958年3月8日这天，“中央首长要到隆昌气矿视察”的消息，通过四川局党委副书记王鹤林的电话，就传到了圣灯山下的隆昌气矿机关。

隆昌气矿总工程师周学厚接了电话，王副书记对他说，中央非常关心四川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首长这次来视察，没有带车，要求矿上带车，早些去车站做好迎接准备，“千万不要关键时刻掉链子”。

听到这个消息，周学厚一时半刻没有反应过来。当时，气矿主要领导根据四川局党委机关的部署，都到南充东观镇参加张忠良组织召开的现场会了。不过，当他得知王鹤林也将赶到隆昌县与他一起迎接中央首长时，不安的心这才平静下来。

“那天，周学厚与气矿的组织部长张惠民坐上吉普车，将面包车带上，很早就往隆昌火车站赶去。没想到他们起了一个大早，却赶了一个晚集。他们赶到火车站时，王鹤林与局里的一名主任工程师从成都先行一步，已经到达隆昌站了。”自从大学毕业后分到四川局，一直追随周学厚的西南油气田化工专家、副总工程师张化老人说，“邓小平的专列鸣着汽笛，缓缓地进入隆昌站，站在人群中的周老总与张惠民像两个孩子一样踮起脚跟，伸长脖子想早点看清来视察的中央首长到底是谁。等列车停下，车门打开，他们才知道——哦，原来是邓小平和他的夫人来了！”

周老总和局里的王副书记非常兴奋，他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以前大家时常从报纸、广播里看到、听到像朱德啊，陈云啊，邓小平啊等领导人到玉门、克拉玛依视察的消息，学习他们在视察时作出的指示，大家对甘肃和新疆的同行眼热得很，私下里还不太服气地议论：“我们四川局隆昌气矿也不错，首长啥时也来我们这里，给我们鼓个劲啊！”

这下子，邓小平与他的夫人终于来了。所以，周老总与王副书记都特别激动，兴奋之情就不难理解地溢于言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