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石油策（1）

其实在中央召开成都会议，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之前，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接替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已在统筹石油战线的全盘工作了。先期抵达成都的邓小平、陈云，为了在即将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让自己的发言有的放矢，从成都将电话打到北京，要石油部和地质部的领导赶去成都，汇报“一五”期间的石油勘探工作。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都是军人出身。接到电话不敢懈怠，家也没回，他们就匆匆收拾行李，飞往成都。

1952年，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从重工业部分设出来的地质部，在中国石油工业艰难起步的日子里，也在开气找油。“上川中”的大会战开始之前，地质部已在岳池县打了一口浅井，每天大约能出两三百公斤的原油。何长工将该井的勘探经过和出油情况作了汇报，地质部对在四川开气找油的前景表示乐观。

邓小平坐在沙发上，抽着香烟沉思了一会儿，望着何长工说：“地质部这个油找得好，比克拉玛依的值钱！”

邓小平这样说，也许有些让人感到不解，岳池县一口小小的油井，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克拉玛依油田的价值大啊！

不过想到国民政府时期的先行者在巴蜀大地找油未果，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地质部打的这口浅井，是在四川找到的第一口出油井。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将这口井的意义看得比克拉玛依重要的原因之所在了。

轮到康世恩向邓小平、陈云汇报石油部的工作时，康世恩有些忐忑不安，四川石油勘探工作乏善可陈，对总书记与陈副主席无论怎么汇报，他都有些张不开口，但他迟疑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翻开笔记本，根据事先准备的提纲向两位首长进行了汇报。康世恩的汇报临近结束时，对四川的石油勘探工作做了总结性的陈述：隆昌气矿天然气的生产情况良好，已有过硬的化工产品；川北江油无油探区，深层钻探一时还没得手；进军川中的各项部署，正按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进……

听了康世恩的汇报，邓小平显得很不满意，对脸上已经开始冒汗的康世恩皱着双眉，声音略带几分严厉地说：“康世恩同志，我不管你在哪里搞油，怎么搞，在四川哪怕搞个日产一吨油的产量，也算四川有了石油。你们要加倍努力才行啊！”

有人对中央成都会议召开前，邓小平就石油部没在四川找到石油表示的不满，误认为这是小平身为四川人，希望石油部尽快在家乡打开局面，好为四川争光的一种愿望；实际在邓小平的内心深处，郁积的并不是为四川争光的愿望，而是在冷静审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形势之后久久无法排遣的“西南石油情结”。

1949年12月，伴随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历史强音，刘邓大军高歌猛进，挺进大西南。西南野战军解放重庆不久，据中央《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的精神，刘邓也在山城重庆对外宣告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军政委员会甫一挂牌，立即将饱经战争摧残的中国经济的战后恢复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刘邓与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的工作作风不太一样。彭老总只管行军打仗，别的事情当时一般不管。刘伯承、邓小平除了要管部队的作战问题，还要亲自运筹战后经济的恢复重建。为此，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两位首长求贤若渴，指示财经委员会段君毅、万里和刘岱峰等人，多次拜访原国民党经济部长、行政院院长和地质学家翁文灏的衣钵传人——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就建设新中国，如何在大西南开展石油工业建设的问题，同黄先生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谈话。

以财经委员会段君毅、万里、刘岱峰为代表的一帮干才，理解刘邓首长的内心所想，与黄汲清多次进行沟通后，很快安排黄先生和刘伯承、邓小平见面，让他们直接进行富有成效的深度晤谈。

经过深入了解，刘邓任命黄汲清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同李井泉、于江震、王近山、宋任穷等解放军西南局将领一起平起平坐，共商国是。随后，黄汲清被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命为地质局局长，承担了团结西南四省地质人员，组织统一的地质机构，在饱受战火肆虐的西南大地开展矿产普查和勘探工作的任务。

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次年夏天，黄汲清随北京大学教授一起乘飞机到北京，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和《中国地质学会会志》总编，与尹赞勋、曾鼎乾、周慕林等一起整理出版了我国一代地质宗师——丁文江博士的遗著。

1947年，黄汲清重返南京，主编中国东部14幅1∶100万国际分幅地质图和1∶300万中国地质图。这是我国地质界首次编制的系统的全国性地质图件，综合了至20世纪40年代末我国地质调查的全部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对50年代全国大规模矿产普查勘探和1∶20万区域地质调查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1948年，黄汲清以其卓越的科学成就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年44岁，是地学界最年轻的院士。

1948年夏，黄汲清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英国访问，参加了伦敦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随后又访问了瑞典、丹麦、瑞士，年底到达美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和地质旅行。这次他重点考察了得克萨斯、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含油区，访问了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美国联邦地调局、几个州立地调局以及史密斯逊博物馆，并会见了F.Pettejohn，A.L.Levorsen等数以百计的著名地球科学家。

1949年6月，正值中国历史进入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黄汲清由旧金山抵达香港。他没接受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电邀他去台湾主持台湾大学地质系，毅然回到四川重庆北碚，迎接新中国的建立。

正是因为黄汲清在职业生涯中取得的学术成就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他将科学报国的根脉牢牢扎在中国大陆的选择，让刘伯承和邓小平深受感动，因此，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初，当各项工作革故鼎新、头绪众多时，刘邓还是抽出时间，态度随和、不摆架子、不唱高调地听取了黄汲清对民国以降西南各省地质事业机构和人才分布情况的专题汇报。

听完汇报，邓小平高兴极了。

为广揽贤士效力中国西南石油工业建设，他意犹未尽地向黄汲清打听：还有没有尚在国外工作的石油地质专家，而且愿意回到中国工作的合适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