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有希望（2）

不过这又非常遗憾！因为“石油人”在“一五”期间没能完成任务。好在他“老人家”对石油工业部门保持了足够的耐心，没有过于苛责当时压力不小的石油部领导。毛主席没有过于苛责余秋里和康世恩，是因为他也晓得我们的石油工业的基础实在太薄弱了，而且他还知道，地质情况复杂，采油科技含量很高——这些客观因素一起摆在那里，再急再冒火终也于事无补。

但以1958年春天召开的成都会议为标志，国家在想法解决前线用油问题的同时，又进入了“大跃进”的时代。

在“大跃进”风潮的激荡下，成都会议制定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在稍后召开的杭州会议上，又向石油部提了要求：在我们西南地区，不但要“搞点油”，还要“搞点气”，来解决燃料资源匮乏的紧迫问题。

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我想，这与他此前到我们四川石油管理局的隆昌气矿去视察过有关。

隆昌气矿距成都大概有三四百公里，四川局的这个气矿下边有个圣灯山气田，这在当时非常有名。

这个矿不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最早投资建设的气田，而且在民国政府时期，以及刘伯承、邓小平主政西南军政委员会那会儿，这里就在搞勘探开发了。

毛泽东开完成都会议，基于石油工业和四川局当时所处的被动局面，赶到隆昌气矿视察。我认为，他是来给我们擂鼓助威、加油鼓劲的！

陪同毛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的地方领导，有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上海市的“一把手”柯庆施等人。“老人家”叫上他们，有没有其他原因，我不是专家，不好说，但隆昌气矿在四川境内，上海是国家重要工业基地之一，油气又与现代工业紧密相连，从这个角度考虑，也许叫上他们陪同视察，作为理由还是很充分的。

当然，除了李启贵结合泸州炭黑厂保存的档案资料所作的讲述，参考《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作者袁小荣的著述，也可使我们对毛泽东视察隆昌气矿的来龙去脉，有更为明晰的认识：

成都会议即将结束，27日上午，毛泽东离开成都，计划经重庆去武汉。

中午12点左右，毛泽东的专列缓缓驶出了成都车站，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向盐城自贡方向疾驰而去。

途经资阳站时，毛泽东提出下车散步的要求，随行人员陪他颇有兴致地看了路边的一块长势蓊郁的菜地，顺路又到了一名铁路职工的家里坐了大约十多分钟，同他们拉起家常，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从职工家的后门返回站台，上车继续赶路。

离开资阳站后，柯庆施也许考虑到在铁路职工家里了解情况，对毛泽东视察民情很有帮助，让人将参与专列保障的成都铁路局局长胡景祥找来说：“车站太冷清了，怎么看不见一个群众的影子？领袖是不能脱离群众的嘛！”

胡景祥面露难色，不过还是如实报告，这个原因不是铁路方面造成的，是地方公安部门按计划作了部署才会这样。胡景祥离去，他又告诉四川省公安厅一位随车护送的副厅长说：“你快去，首长要问你话！”柯庆施要副厅长通知前方各车站：不要把当地群众隔在车站的铁门外边，允许他们进站，但考虑到毛主席的安全，可以在专列即将开动时再将群众放进来。

专列经停甜城内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成都铁路局局长胡景祥及随员，又陪毛泽东下车活动。这对毛泽东消除旅途的枯燥乏味、缓解身体的疲劳很有帮助。

看见不远处有座青瓦泥墙的院舍，毛泽东有些兴奋地向前走去。但扫兴的是，通往院舍两边的田埂很窄，路不好走，随员们一起经过又不便，他只好说：“不去了，往回走吧！”

回到专列停靠的站台，胡景祥向毛泽东介绍当地的情况说，内江这个地方盛产甘蔗，产的蔗糖很甜，下一站的自贡不但产盐，那里还有可以填补燃料供应不足的天然气。一听前方有四川石油管理局正在勘探开发的天然气建设工地，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抽了一口，笑着对李井泉说：“国家特别需要石油天然气，这个气我还没有见过，让我去看看行不行呢？”

毛泽东此行本来就有预定计划，要到自贡去走走，看看，但在专列运行中，计划因故被取消了，这时如再次恢复原来的计划，对铁路和自贡地方来说无疑将是一件难事。听到毛泽东这么说，李井泉开始紧张起来。

胡景祥见李井泉面露难色的样子，提了一个建议说：“主席，下一站的隆昌县不但有您要看的天然气，还有利用天然气提炼的炭黑产品，到隆昌那边去看，应该更好一些！”毛泽东点头应允。

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停靠在隆昌县火车站。随车人员大约二十多人陆续下车，准备参观隆昌气矿的炭黑生产车间。

但不巧的是，在隆昌火车站，车站站长气喘吁吁地跑来，向胡景祥报告：“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不是下乡，就是外出开会去了，都不在家。”胡景祥一听慌乱起来，急忙向李井泉报告，但李井泉也没什么办法。李井泉站在毛泽东面前，柯庆施等一众随员也都在一边等候着。从车站到隆昌气矿两道桥，有十多公里的道路急需用车，这该如何是好？

隆昌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没在家，遇到这种情况，地方政府就是有车也没办法派出。

就在李井泉急得额头冒汗时，从内江方向飞速开来的一辆小车，总算给他解了危。这辆车是省公安厅的一名警察开来的。写毛泽东视察隆昌气矿的一些文章和来自内江方面的档案文献都说，“他是因故漏乘才坐汽车赶来的”，但是我想，这个说法比较含糊。因为作为一名执行毛泽东专列安全保障任务的警察，“因故漏乘”的可能与专列在内江经停，他在车站执行任务，因故耽误了上车时间有关。比如毛泽东在内江车站停留，引起当地群众的欢呼，场面激昂而盛大，这位警察要等专列驶离内江站才可能在当地借用了一辆小车，然后“坐汽车赶过来”。

但这名公安带来的小车虽说可以给李井泉解危，不过主要矛盾还是没法解决。

由于这辆小车只有毛泽东、李井泉两人可以乘坐，其他领导，如柯庆施、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领导还是无车可坐。隆昌火车站的站长一见出现这种情况，就小声地向胡景祥报告说：“矿上有一辆来车站拉煤的卡车，要不就请首长们将就一下？”胡景祥一听有车，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便赶紧让站长去把准备拉煤的司机和车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