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嘛寺街的雪（2）

在我的印象中，冬天的成都平原，天黑得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早，还没到下午下班时，整个勘探局的院子里就已灯火通明。在喇嘛寺街的两幢青砖垒砌的二层小楼里，财务科是最繁忙的单位，那里总是忙忙碌碌、人头簇拥的样子。局里的财务工作由副局长许培德负责。这个人也是石油师出来的转业干部，像工资发放、设备购置和劳保用品采购等日常业务，每天多得不得了，接二连三地摆在他的面前。许培德调入四川当副局长之前，在西安钻探处担任计划处的处长，直接领导就是张忠良。张局长特别注重财务工作的严肃性，要求许培德必须节约用钱，把国家划拨的每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决不允许在造价环节注水，因此，每个项目他都要亲自把关，通过核算纠正了不少的糊涂账。

许培德对老首长张忠良非常敬重，被组织上提拔到四川任职，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后，他也像张忠良一样丁是丁卯是卯地督促计划财务工作的落实。他整天都和那些复杂、浩瀚的数字打交道，几天几夜不睡觉，熬红眼睛都是家常便饭。四川局第一届探勘会议召开后，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会议结束，新项目上报燃料工业部得到批复，很快就要上马。然而“一五计划”过半，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到来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国家投资建设的地方与项目很多，中央划拨给四川勘探局的经费又十分有限，无论怎么计算，经费缺口一直都是明摆着的。

“在四川石油勘探局机关，还有一个地方的工作氛围也很好，这就是曾鼎乾和司徒愈旺两位地质老总领导的总地质师室下属的各个科室。”原四川石油管理局常务副局长王宓君说，“在四川局组织召开的第一届石油勘探会议上，中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黄汲清已从西南石油勘探局局长任上调往北京工作，他以地质部核心专家和中国石油工业部总顾问的身份，受部党组委派参加了四川局第一届石油勘探会议……”

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黄汲清无疑是个无法绕过的重量级人物。

1904年3月30日，黄汲清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青岗场一书香之家，祖父和父亲都曾长期教书。幼年时代的黄汲清就在父亲主办的青岗场同化小学学习。1917年，他考入成都四川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进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24年，入北京大学地质系，从此开始了他的地质科学生涯。他原名黄德淦，到北大后改名为黄汲清，但发表著作的英文名字仍沿用黄德淦的译音，即T.K.Huang。

大学时期的黄汲清勤奋好学，才华初露。1927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地层》。1928年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即进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

对大自然中石油的生成，国际流行的通用说法是有机成因说，即深埋于地下的石油是由动植物的有机沉淀经过转化之后才得以形成的。因此，国际上的主流油田都是海相沉积生成，据此人们继而得出了“海相生油陆相属于贫油范围”的结论。照此理论，中国大陆的盆地大部分属于陆相沉积盆地，所以，要想发展现代石油工业就不得不面临无油可采的现实。20世纪初，美孚公司与清政府合作，在中国的确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没找到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因此中国从此便戴上了“贫油国”的帽子。

但黄汲清远度重洋，从浓霞台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接替翁文灏衣钵，出任民国地质调查所所长后，他与地调所的地质学家尤其反感这样的观点，他们不但坚信上天不会亏待国人，在中国一定能够找到石油，而且还身体力行地跑野外，以甘肃玉门油田的大发现及大开发事实，有力地回击了“中国贫油论”的悲观论调。

1955年2月，对中国石油工业未来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的全国第一次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黄汲清作为这次会议的技术总负责，与谢家荣一道召集全国的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系统地研究分析了已有的石油地质文献，通过对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进行了反复对比后，选定五大盆地，并且建议在燃料工业部石油工业总局基础上成立不久的石油工业部，组成五个石油地质普查大队，围绕五大盆地，展开大规模的石油地质普查。

经过两年普查之后，黄汲清在地质部的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向中央首长和全国同行展示了更加精确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作了题为“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专业报告。

黄汲清自1928年山河破碎的多事之秋，毅然踏入中国石油地质领域，就以科学救国理想，毕生致力于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1955年11月23日，他在成都参加四川局的首届勘探会议，作了题为“四川盆地找油找气的方向”的报告。相关内容对四川局酝酿第二个“五年计划”，究竟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无论从其回忆录，还是西南油气田的官方材料里，均无详细记录，但这并不影响身为石油地质学家的王宓君老人对会前一些情况的回顾：

1955年召开的勘探会议，一个最重要的议程是，将全局下一步的勘探工作重点明确下来。但是，这个意见必须先由总地质师室领导下的各个科室来提。因此每天下班后，大家也不回家休息，出于尽快在四川找到石油的迫切愿望，大家每天都在办公室讨论来，讨论去，意见无法统一，经常争得面红耳赤。

按总地质师曾鼎乾和黄汲清的意见，四川石油的勘探方向，首先在龙门山一带，其次是在川南、川西等几个探区深耕细作。但这种看法，却遭到了去川中搞过地质普查的地质人员反对，他们认为：四川局在川中不但发现了蓬溪构造，而且在盐井溪一带的露头还找到了油苗，所以下一步的勘探，要在川中用力。

然而，总地质师和专家的观点还是不变：尽管川中发现了油气苗，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川中地质资料不多，含油远景相比龙门山山前带及川南地区依然差得很远……

其实，对四川局“二五”期间勘探方向的酝酿，全局上下最着急的人就是张忠良了。

在大西南找到“中国巴库”，既是中苏石油地质学家及中央对四川寄予的希望，也是他身为一局之长无可推卸的分内职责。但像地质构造、钻井原理、油气分布规律等这些接连不断的专业问题，对他这个出身寒微、戎马半生的军事转业干部而言，面对机关地质技术干部们的连日争论，要进行专业判断，及时决策，面临的困难也就可想而知。

自从转业石油战线以来，他就一直绷紧头脑中的弦，因此无论寒来暑往，只要人在局机关，没下去跑基层，即便中午、晚上，他也总在办公室里坚持工作、学习。为了提高专业素养，他在局办公室专门配了专职的技术秘书，以便借助秘书帮助，深入扎实地研究石油地质理论，摸清四川盆地错综复杂的油气储集规律。他对技术干部非常敬重，到探区跑现场，不管下面做了什么事先安排，首先必须要去钻井室和地质室掌握情况；还有就是，凡是到井场，他就必须去看岩芯，录剖面和原始记录。哪怕在机关上班他也总是这样：一听到勘探工作有了新动向，他不是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跑到地质科求证，就是匆匆赶到中心试验室去了解数据，在第一时间听取专业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