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曰无衣（2）

事实的确正如杨彬所言，五十七师一直是把汉中当成“根据地”的，这样就不难想象他们根据中央军委电令，很快就能组建一个辎重团，由副师长张忠良带领入朝作战，而装备精良的8000余名官兵扼守汉中，枕戈待旦地处于待命状态。但五十七师官兵与家属谁也没想到，他们与汉中的缘分只有一年左右，甚至在从朝鲜奉命回国，必须在存命军旅和转业地方作出选择的张忠良看来，汉中大地，悠悠汉水，父老乡亲与他之间，终也只能擦肩而过。

张忠良从朝鲜赶回汉中，连五十七师告别军旗的“最后一个阅兵式”也没赶上。作为与全师官兵一起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结下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谊的指挥员，他的遗憾的确是隐忍而又事实存在的，而这种铭心刻骨的遗憾，又与两个原因有关：一是大势所趋，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的用兵计划开始收缩，国防部根据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意见，拟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安排41个建制师集体转业，参加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二是康世恩于1951年受领燃料工业部之命，立足玉门，将玉门油矿的生产恢复和“东西并举计划”铺开，当他知道部队即将裁军的消息后，立即就为中国石油工业招兵买马，扩充队伍。

1951年8月……在致力于完成西北石油勘探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康世恩把眼光放在石油工业迅速发展的未来上。他认为培养一支石油职工队伍是实现石油工业大规模发展的关键。1952年3月25日，他给朱德总司令和燃料工业部长陈郁写了《关于调拨一个建制师担任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石油工业基本建设任务的报告》，提出要完成年产350万吨天然油的任务，共需增加职工15690人。请求军委在整编部队时，一次拨一个建制师，加以训练，改编为工业建设大军。以一个团担任钻井工程，一个连可培养三个钻井队，共可培养40个钻井队；以一个团担任汽车运输；以一个团担任300万吨大炼油厂的安装工程。战士可培养成技术工人，干部可成为领导骨干。报告还提出：“以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基础、组织力量和特有的创造精神及克服困难的优良传统，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原有的技术人员团结起来，对发展石油工业的‘五年计划’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1952年8月1日，按照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近8000人，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此前，五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已在西安就官兵安排问题和康世恩面谈，进行妥善安排。8月1日，五十七师冒雨在汉中召开转业誓师大会。随后一团、二团开进玉门和延长油矿，到钻井、基建等现场进行技术培训，三团与西管局运输公司合并，成立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支专业运输队伍——玉门油矿运输处……由张复振师长担任经理，担负起玉门原油东运和各探区的运输任务。

由于没有赶上最后的“向军旗告别”仪式，所以，张忠良对汉中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对那些像种子一般分散在各大油田，在戈壁荒漠、天山脚下、巴山蜀水开花结果的五十七师战友的情感，是醇厚如酒的。这对一支战功卓著、拥有铁血荣光、一度驰骋西北根据地迎接“朱毛红军”抵达陕北，纵马太行汇入“百团大战”抗日疆场，一路凯歌汇入国共命运决战洪流的英雄部队来说，虽然他们知道“铸剑习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是战争对军人告别军旅，安享和平的奖赏，但对集体转业，以分散队形或单兵态势从一个战场走向另一个战场的五十七师官兵而言，其中的况味也许正如杨彬所说：

我们全师8000多人以分列式的队形，冒雨集合在汉中北校场的操场，看到师长、政委乘坐的吉普车，在两名护旗兵、一名旗手高举的军旗引导下，从自己的眼前经过时，两位首长在车上每喊一声“同志们好”，我们也憋得满脸通红地大声吼叫着“首长好”……那天，师长、政委和我们以军人最崇高的仪式互相问候，互相咆哮；我们的声音伴着雷声、军乐和风雨滚动……好多人都哭了！来看热闹的汉中群众，也哭了。

能不哭吗？他们的女儿和兄弟姐妹，好些已和五十七师的干部或结婚，或谈恋爱了。看到我们告别军旗的阵势，当然要哭。

不哭怎么表达当时的那种感情呢！

“向军旗告别”的仪式结束后，根据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师除了张忠良带去朝鲜的辎重团被其他志愿军部队纳编，所余的8000人被整编成3个团，成建制地改编成“石油工程第一师”。刚开始，听到“一师”这个番号我还高兴，心想仗打完了，既然要参加地方建设，只要有番号还可以穿军装，可后来，当我在师机关文化科看到一团编印的一本书——《钻井工艺流程图》，我才意识到，原来战友们放下手里的武器，要去握“刹把子”，当工人了，这样我就不乐意了。

但不乐意又能咋整？

用现在的话说，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当时我不这样想，当时，我们的想法和1962年传唱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这首歌的思想比较接近；虽然这首歌当时还没传唱出来，不过，那时我的想法确实是这样的，“毛主席都下命令了”，连他都说“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因此我和战友们，还是只能克服不良情绪，听从他老人家的号召——当了一名石油工人。

张忠良临时住处的办公桌上，中间摆着一个装有红蓝铅笔的笔筒，一部黑色胶木电话和一本薄薄的《四川石油勘探局干部花名册》；桌面左侧是一摞燃料工业部下发的文件；右侧是几份石油总局编印的内部工作简报。望着简洁有序、井井有条的这种桌面资料摆放，他身上穿着洗得黄里发白的军装，虽已摘掉领章、帽徽，但他还是从桌面的物品摆放中嗅出了一种熟悉的“汉中味儿”。这种“味儿”，是五十七师离开战场、集结汉中休整以后才出现的。

战争年代，张忠良与张复振、张文彬等首长要么在师指挥所运筹帷幄，排兵布阵，要么遇到战争出现高烈度、白热化的状态时，深入各团阵地与官兵一起作战；那时，上级的指令都是通过电话、电报来传达的，因此他的工作环境只有到了汉中，才开始变得整洁有序的，并在隐约中透露出了特殊的“汉中味儿”。在成都四川石油勘探局招待所，这种陌生而熟悉的气息，将张忠良藏在心里的汉中元素诱发出来之后，他下意识地去拿桌上的干部花名册，他想知道，五十七师的战友都有哪些人入川了。

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电话是张文彬从西安纸坊巷打来的。电话中，老政委对张忠良说：“随着‘一五计划’的推进，根据中央指示，燃料工业部撤销，在石油管理总局基础上成立中国石油工业部，康世恩离开玉门去当总局局长后，现在又出任了新成立的石油工业部领导，这是其一；其二，随着形势的飞速发展，西安钻探局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他作为西安局的局长，马上就要西出阳关，赶赴克拉玛依——‘石油大巴库’——去当局长了！”

从西安到成都，半天时间不到，一下子就突然冒出了这么多的新情况。张忠良面对老首长的“情况通报”，情绪也高昂起来，接电话时，他不停用拳头擂着办公桌，大声武气地喊道：“哈哈，政委，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呀！太好了！虽然，五十七师的汉中老兄弟现已天各一方，但在不同的战区，我们同样可以一起为石油工业崛起的共同目标而战，瞄准敌人打冲锋啊！”

面对张忠良要在四川大干一番的高昂斗志，张文彬在电话里沉默了大约十多秒后，才声音低沉又不无体恤地说：“忠良，加上打宛西战役的重伤，你身上已有七处伤残，胃还不好，干工作一定要悠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