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曰无衣（1）

这天上午十点左右，张忠良乘坐的西安飞往成都的安-26飞机对准凤凰山机场的主跑道降落，经过一段时间的滑行，飞机两个巨大的螺旋桨停止了转动，在停机坪上停下来。等甲板从尾翼徐徐放下，他迅速背上行军背包，像个战士似的向不远处停放的一辆轿车快速走去。四川石油勘探局的副局长何千里站在车边，代表局党委书记李滋润前来迎接张忠良，欢迎他到四川局工作。

两人简单的寒暄结束后，汽车从郊外向成都市区驶去。

窗外是蓊郁的田野。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何副局长回过头，就四川石油勘探局的家底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本情况向张忠良做了汇报。这让他感到这里的气氛一直是热气腾腾的。

四川石油勘探局的成立背景，要从1949年11月30日，即重庆解放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留给新中国的一个庞大摊子说起。这个摊子对什么都缺的新中国，是一份雪中送炭的家底，但就它的资源整合与“一五计划”期间中央赋予四川局的勘探任务来说，由于无法与业已建成的石油工业基地玉门相比，所以，张忠良到任时，它又还像是个“庞大的烂摊子”。

1949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指派焦益文等7名解放军战士，对国民党中国石油公司设在四川、重庆的四川油矿探勘处和重庆市区的两个营业所实行军管。重庆营业所根据中央部署，主要负责调集、筹措和中转物资，支援玉门的生产恢复和配套建设；油矿探勘处则负责恢复因解放战争停产已经两年多的石油沟气矿——巴-1井的天然气生产恢复。当时，四川油气工业的从业人员，只有区区的663人。但是，尽管以生产规模和从业人数包括社会影响来看，四川局都无法与玉门油田相提并论，不过巴-1井的钻探，还是比玉门油田早了整整3个年头。

简要回顾了新中国四川局“石油人”对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留下的家底进行盘存的情况后，何千里说：“张局长，趁现在到机关喇嘛寺街的路程还有一会儿，我再把四川这些年开展工作的‘点与面’向您汇报一下。”

张忠良的身体在座位上向上直了直，前倾着拉过何副局长的手握了握，说：“千里，千万不要客气，别说什么汇报，你继续讲，我在洗耳恭听！”

“好的，那我就继续和您摆摆龙门阵吧。”何千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开某个页面看了一眼，然后停下来说，“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后，为支持西北局把经略西北的任务落实下去，我们四川石油工业的组织结构，根据中央指示做出调整后，一方面于1950年7月，派出82名技术骨干组成钻井队，带着50型钻机一部协助玉门勘探青草湾构造，后来又陆续三次组织动员了362人，带着美制70型钻机和大量物资参加了西北局四郎庙的勘探；另一方面，在找油未果的前提下，我们在对石油沟气矿井进行生产恢复的同时，还对圣灯山隆昌气矿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四川石油探勘处没钻完的隆-4井进行复钻。这口井于1949年3月28日开钻，四川解放时钻到418.4米停下，我们是在当年的10月28日复钻的，钻到三叠系嘉四段973.63米完钻，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恢复钻进的第一口气井！”

张忠良饶有兴趣地听着，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递给何千里一支，自己又抽出一支，点燃后深吸一口说：“圣灯山名气很大，我在玉门油矿学习时，就从燃料工业部的文件中看到过，说你们生产的‘圣灯牌’炭黑填补了国内空白。”

“‘圣灯牌’炭黑是四川局的骄傲！”何千里将张忠良递上的烟拿在手上，本来并不打算抽，不过，见张忠良吞云吐雾，十分享受，因此，他就要过张忠良正在抽着的烟卷，将自己手里的烟卷噙在嘴里点燃，又将张忠良的烟卷儿还了回去，长长地吐出一口青烟，接着说，“隆昌炭黑厂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政大西南时，其下属工业部在两道桥乡建设的一个车间。别看这里用天然气提炼的瓦斯槽法炭黑，都是用简陋的设备和很土的工艺流程生产的，却通过了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质量鉴定，在西南工业展览会上获得金奖，而且‘圣灯牌’炭黑对打破西方封锁禁运，减少我国对苏联原料进口的依赖，给人民币印刷的关键材料提供了来自祖国大西南的保障！”

汽车开进成都市区喇嘛寺街，在四川勘探局机关的院子里停下。几座红色砖瓦平房和两栋灰色二层小楼，在青翠的竹林和几棵蓊郁的柏树枝丫掩映下，出现在张忠良的眼里。

张忠良下车之后，早已恭候多时，与他同样穿着洗得黄里泛白的军装的秘书纪新德赶忙跑上前来，向他敬礼后，动作麻利地从车上拎下背包，同何千里一起领着他向灰楼背后，横卧在竹林里的机关招待所走去。

“张局长，您的爱人和孩子还没入川，住房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来得及给您落实，只好委屈您先在招待所将就一下。”何千里回头望着张忠良，然后转身向一栋平房带路前行，充满歉意地说。

“老何，已经很不错了。以后我们在四川局的同一口锅里舀饭，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千万别见外！”张忠良对何副局长与秘书并排前行的背影挥了挥手，知足地说。

他望着院子里被临近中午的阳光照得分外通透的竹枝与柏树的枝丫，却有某种从西北高原、戈壁大漠突然走进处处绿色南国的错位之感，而且随着并不确定的一刹那，同样一片蓊郁的汉中记忆的闸门也随之敞开。

汉中，位于陕西南部的汉江上游，地处古益州边陲，西邻甘肃，南靠四川，北屏秦岭，东抵荆襄，群山此起彼伏，汉水横贯其间。地接秦、陇、蜀、楚，路通川、甘要津……从军事地理位置看，汉中“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关隘重锁，易守难攻，历有“西陲重镇”之称。

高祖刘邦因此“以成帝业”；张鲁在汉中“断绝谷阁”，以五斗米教“雄据巴汉垂三十载”；曹操征张鲁，留夏侯渊屯驻汉中，图谋西蜀；刘备为攻曹又进军汉中，杀夏侯渊于定军山下……

汉中这块风雨苍黄的土地，对国共结束命运决战后的胜利之师——在此休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官兵而言，是一块理想的风水宝地。“但师长张复振、政委张文彬却知道，屯兵汉中，部队不能松懈，因此在上级指示还没明确下来时，就号召我们深入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同时，两位首长一方面动员汉中子弟参军入伍，维护治安，保卫新生政权；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实现生产生活自给，有效地减轻地方政府和群众负担。我记得大约一年左右，五十七师就开荒四五千亩，修筑水渠四千多米，生产粮食两百多万斤。”

曾任西南油气田输气处党委书记，原五十七师文化教员杨彬老人说：“当年，由于我们师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切实减轻了当地老百姓的负担，不仅部队战斗意志没垮，作风纪律没松，而且还与当地群众相处融洽。1949年12月以来，汉中管辖的十多个县区，每个乡镇在我们帮助下都成立了基干民兵团，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扩建了十多个带有地方武装性质的独立营，基干民兵约八万多人接受军训，三千多人应征入伍……可以说，我们当时不知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是把汉中当‘根据地’建设的，只要国家一旦有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首长一声令下，五十七师很快就能在汉中集结一个纵队的兵力开赴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