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西北（2）

在玉门油矿军管会办公室，康世恩将工作重点与完成时限对焦力人作了简短的交代后，就收拾行李，带领经理邹明、地质师孙健初、工程师熊尚元等9人，马不停蹄地赶去北京开会。

这次会议结合国家经济重点恢复期间提出的要求和中国石油依赖进口、每年要花数千万美元外汇、进口比重占国家进口物资排名第三的实际，正式提出了打赢一场虽然没有硝烟却注定同样需要付出艰辛与牺牲的“石油战争”——“三年内恢复已有的基础，发挥设备效能，提高产量，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勘探与建设工作，以适应国防、交通、工业与民生需要”的战略目标。为确保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大会还作出决定：在燃料工业部内部组建石油管理总局，由曾在上海接管过国民党中国石油公司的军事总代表徐今强出任总局局长，孙健初因属于首屈一指而且作为可以放心使用的“国民党的石油地质学家”，则从康世恩麾下调往总局出任勘探处处长；总局下辖西北石油管理局，领导玉门、延长、新疆油矿；四川西南军政委员名下的7家石油天然气附属单位，也被划归石油管理总局领导；基于西北已是石油产量不容出现纰漏的重点依靠，玉门油矿便终止了国共更迭时的军事管制，军管会总代表康世恩主政大西北，担任西北局局长，杨拯民、邹明担任副局长。

在这次立足民国石油工业基础，展望年轻共和国石油工业未来发展的大会上，康世恩代表西北石油管理局作了题为《玉门油矿1950至1952年发展计划》的发言。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在讲话中说：“西北局的发展计划可行性强，燃料工业部，尤其石油管理总局，要协调各方力量大力支持，玉门的产量上来了，我们就能稳住阵脚，在此基础上再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就会大有希望！”

孙健初作为名望极高的石油地质学家，也在会上提出了发展西北石油工业的专家意见。孙认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仅就西北地区而言，绝对是符合实际的。因此，第一次石油工业会议做出决定，迅速在西北地区部署勘探重兵。

那么，西北石油管理局是如何落实这次会议精神的呢？

康世恩从北京回到玉门，同党总支委员焦力人、杨华甫、刘兰及杨拯民、邹明等人经过研究，决定把突破口选在探索油田开发经验和提高管理经验上。就管理体制来说，他们将民国时期的矿场、炼厂、工务这三大板块，改组成了直接生产与辅助生产的8个厂、队，创造了“前三队，后三厂”模式。

《人民日报》以“祁连山下艰苦奋斗的一面红旗”为题，对此进行了宣传，其经验在四川和大庆推广之后，“在提高生产和管理水平上，见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紧锣密鼓地筹建西北石油管理局的同时，时年35岁的康世恩根据中央“大力开发西北石油，自东而西，东西并举”的意图，决心在酒泉盆地的勘探开发上有所作为，找到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老君庙油田”。他在办公室悬挂的地图上，将酒泉东部盆地、潮水盆地、民和盆地和陕北盆地圈为勘探重点。根据他的相关建议，燃料工业部与石油管理总局同意将西北石油管理局机关设在兰州，这样，他就便于协调指挥来自全国各地的勘探队伍了。

南京中央大学地质专业毕业的王宓君，跨过新旧政权更迭的门槛，刚走出校门，就被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实习，参加了“开发西北计划”实施。

2018年3月，王老先生——这位原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常务副局长，在成都的家中就有关问题接受了本书作者的采访。

要实现第一次石油工作会议之后的“东移计划”，当时面临的问题很多，最突出的还是人才紧缺。那时，全国石油职工满打满算，也就一万多人，地质勘探人员就更少，加起来十多二十个人，主要有孙健初、陈赉、王尚文和后来参加我们四川局川中会战，担任总地质师的李德生与司徒愈旺；钻井干部只有刘树人、史久光等十来个人；炼油人才，我记得主要有熊尚元和几个记不起名字的同志；物探和采油技术人才，只有翁文灏的族弟翁文波和童宪章……这些人，都是中国石油工业早年创业的一线专家。

1951年，我从南京赶到北京实习，行李刚放下还没铺床，总局的徐今强局长和孙健初处长就召集我们开会，让我们领受任务之后，立即乘火车去西安。

我所在的勘探队从西北石油管理局西安办事处领到了骆驼和马。鉴于马匪残余仍在西北活动的实际，他们还联系了一个班的解放军，保护大家的安全，并给我们每人办了一本西北地区的通行证，这样，我们就戴着“捂耳帽”，穿着“羊皮板”，手握地质锤，背着罗盘、皮卷尺，骑着驼马，浩浩荡荡地“西出阳关”——找油去了。

西行路上风沙肆虐。

好不容易见到一顶蒙古包，出来的当地人又总是吓人一跳。他们穷得没有衣服、裤子穿，就是有穿的，一些男女也是将战争中国共两军遗弃的破麻布口袋捡起，在麻袋底子的中间剪出一个大洞，左右再弄两个小洞洞，然后，头从中间的大洞里钻出，两手从左右的小洞里往外一伸，就被当成“衣服”穿了……

我们沿途所见饿殍不少，心里非常难受，但是，越是看到民生凋敝的那种样子，找油的愿望也越强烈，我们感到要是找不到石油，不说对不起到处都在要油的国家建设，至少也对不起那些“麻袋人”啊！

因此，有了沿途所见受到的教育，我们野外作业没水喝就忍着，夏天衣服汗渍重得掉盐时，就用地质锤刨开沙漠，见有湿气就将衣服埋好，等第二天重新刨开沙子，哗啦一抖然后接着又穿。结束1951年的西北地质勘探之旅，我们返回西安去还驼马，准备回京写总结时，西北局已从兰州搬到西安来了。

正如王宓君老人所言，西北石油管理局原来在兰州西城巷的一个四合院里办公，下辖玉门油矿和陕北勘探大队、永昌探勘队及西安办事处等机构……但是，面对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西北勘探疆域，康世恩虽然有了运筹帷幄、施展抱负的舞台，但他的确也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当时，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化，美国政府召集“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中苏两国首脑经过紧急磋商后，彭德怀带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即将打响。东北亚的战端一开，无论前线还是国内对石油的需求，对西北石油管理局将意味着什么，康世恩心中是有数的；经历过“一滴石油一滴血”的抗战岁月的副局长邹明，也意识到他们将要承担的任务是何等的艰巨。

为此，康世恩与邹明四处奔忙，甚至晚上睡觉做梦，梦见的也是一望无垠的大戈壁上井架林立、钻机轰鸣、处处喷油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