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略西北（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礼炮声响过后的第18天，中央政府就开始筹划石油工业应如何立足于满目疮痍的现状之中，如何尽快适应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中国石油工业的柱石，这时是甘肃玉门，陕西延长，新疆乌苏，四川自流井、圣灯山与重庆石油沟的几个油矿在西部和西南地区支撑，产量很低和资源不明等问题十分突出，全国石油年产量仅有少得可怜的12万吨，国家对1950年石油产量满足经济建设需求的预期，也才占了10的比例。可以说，中央对石油产量满足工业发展需求的估算是谨慎的，这种心态与1938年冬天民国石油先驱们发现老君庙油田之后对未来所做的期许是一样的。

1938年12月23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在从重庆发出的电报中敦促玉门油矿开发筹备处主任严爽、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测量员靳锡庚，尽快带领邢长仲、宿光远、刘万才等6名工人组成的勘探队，从酒泉启程，向玉门进发。

当时，正值数九寒天，飞雪狂舞。

他们骑在骆驼上，冻得手脚麻木，实在受不了时，就跳下驼峰在雪地上徒步行走，等身体暖和了，又重新骑上骆驼赶路。经过连续4天的跋涉，总算抵达了海拔2400多米的石油河。石油河畔冰天雪地，荒无人烟，只有一座东倒西歪的老君庙迎接他们。

严爽跳下驼峰，吩咐随行的工人将套瑙、乌尼、哈那、门槛等物件逐一卸下，将蒙古包扎好。孙健初、靳锡庚也没顾上钻进蒙古包里暖和一会儿，就忙着招呼大家测量地形、勘探地质，确定探井位置。

严爽是北京大学矿冶系培养的人才，参加老君庙石油勘探开发前，曾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辖的企业出任过探煤技师、陕北石油勘探处处长、延长油矿矿长等职，对钻井、采油和炼油工作非常熟悉。他还奉翁文灏之命考察过日本、美国的油田及炼油厂，并在诺曼大学进修过一年石油工程专科，因而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高的理论素养。

严爽组织工人将野外生活设施安排好后，便与靳锡庚一起配合孙健初的工作。他们先后勘察了弓形山、干油泉、三橛湾、石油沟的地质情况，制定了包括地质、钻探、器材、费用在内的《1939年度工作计划书》。该《计划书》在“钻探”一节明确写道：“拟分石油河、干油泉、三橛湾、小石油沟四区进行”，“暂定石油沟与干油泉各钻井3口；三橛湾2口，均在背斜南翼；小石油沟2口，在断层线南1500米，井深预计500—1500米”。为落实这份计划，他经常在酒泉与老君庙之间往返，组织各项工作展开。

孙健初1926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工科采矿系，在中央地质调查所任技正，长期从事野外地质调查，1937年和韦勒、萨顿到石油河进行过调查，对这一带地质情况有所了解。在进一步对玉门石油地质情况调查研究后，他提出：“沿弓形山背斜轴心之南，自西而东拟定钻眼8个，再相距200米处，复定钻眼8个，共成南北二排，是为第一期。各钻眼如能多数出油，再于背斜层南翼及两端酌定距离，续钻多眼，以定油层之边际，是为第二期。”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和靳锡庚等在石油河周边的荒山野岭间，反复踏勘，确定井位。

当时的条件极为艰难。若干年后，靳锡庚回忆那时的情形写道：

……向西望去，有一座一百多米高的弓形山，决定去那里察看，但是找不到路，只好沿着石油河西岸的峭壁向上爬。前面的人用镐挖出踩脚的台阶，后面的人用力把前面的人托上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上山顶。……玉门的冬季常常刮起六七级大风，山高风大，野外工作，人站不稳。气温降到零下20度，身上穿着又沉又厚的皮大衣，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每天都在野外午餐，真可谓是“风餐”。喝不上水，只好到山沟里抓把雪吃。带出来的馒头冻成了冰疙瘩，就拔些骆驼草点燃，烤一烤吃。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个月。

随后，从四川圣灯山、重庆石油沟和玉门当地动员、调集和招聘的员工陆续赶到，经翁文灏通过周恩来的协调，从陕北拆卸的国民政府留置在陕甘宁边区延长油矿的钻机和物资，也已运抵老君庙。孙健初、严爽、靳锡庚在庙里吃过晚饭后，同6名工人在蒙古包里像往常一样倒下睡觉。三个人听着近在咫尺、正在解冻的石油河中冰块与冰块互撞时发出的响动，不安的心似乎跳动得更欢畅了。

他们无法入睡，披衣而坐。当然，这并不是玉门的寒夜让他们这些南方远客无法适应。天当房，地当床的野外生活，寒来暑往的各种气候，对他们来说早习惯了。何况在石油河畔爬冰卧雪，连续苦战了三个多月，大西北的恶劣天气他们早已领教过了！他们之所以悄悄地披衣坐起，没有惊醒身边的工人，是因他们想到老君庙地下的滚滚石油，将要成为各路大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光复祖国大好河山的力量之源，于是兴奋得实在睡不着了。

他们盘腿坐在被窝里，一起憧憬着老君庙的明天。

“将来，要是能在这里打出一口自喷井就好了！”孙健初望着帐篷里一盏马灯折射的光晕说。

“我看一天能出50桶油就不错啊！”严爽说。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占领延安后，严爽一度滞留在延长油矿打井，一天只能出油一百多公斤，不足一桶，所以严爽的这个说法，在他自己看来显然是足够乐观了。

年轻的靳锡庚则风趣地说：“你们想得美，我看这次定下的8口井，每天能出5桶油就算烧高香啦！”

作家马镇写作报告文学《大漠无情》之前，对时任中国石油研究院总工程师、副院长的靳锡庚进行了采访，马镇在书里写到，这位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无法绕过的钻井工程专家，忆起当年即将揭开老君庙神秘面纱的那个寒冷之夜，曾对他说：“你看，我们当时是多么可笑，干了好几个月，吃了那么多苦，第二天就要正式开钻了，才只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愿望。唉，中国人盼石油，盼得已经不敢多想了！”

“不敢多想”，在“贫油国”的帽子压得人透不过气的中国石油工业早年，是所有“石油人”的共同心结！

国民党蒋介石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各行各业对石油的期盼，就像战争中深陷敌阵的勇士呼叫统帅部给予炮火支援一样——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四面八方都在请求中央给予石油支援，形势不容乐观。

北京的决策者对石油的期待，与民国石油工业先驱对老君庙的“不敢多想”心结并无二致。继1949年中央成立燃料工业部，1950年春天又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石油工业会议，研究部署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应该如何发挥作用的紧迫问题。